新时期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点可以用“民生”二字予以概括,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日益成为各级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在其后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然而无论是政府保障与改善民生也好,还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都必须要有一种“作为”去体现,那么这样的一种作为既要体现政府高度关注、重视民生,义能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那就是也只能是政府财政了。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日益向“民生型”支出结构倾斜,与此同时,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亦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以突出服务职能而得到稳步推进。本文以县级政府为研究平台、以县级政府财政支出为研究切入角度,由此探讨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的转变,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民生倾向性乃至民生财政的构建毕竟是通过支出结构得到体现,如何保障民生财政或者说保障这样的民生倾向性支出结构,就需要返回来看财政收入——源头保障——与财政管理——民主与公开的制度保障——实际运行情况,然后在考察了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与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对政府财政来来的发展走向与趋势做出研判。至此,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暂告一段落,即通过对民生财政的全方位考察后,更重要的是对民生财政背候的政府转型与治道变革结合实证分析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最后据此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尝试做理论上的提升。根据以上研究思路,在本文七个部分的描述、分析及论证的基础上,本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结论与发现：1、财政支出存在“非均衡性影响”,“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这一转变更多地停留在财政支出报表的数字上,而“民生财政”的质量却是这些表面数字无法保证的。然而,财政支出“非均衡性影响”会导致政权合法性基础构成的“非均衡性”——即从对创造财富的认同到公平分配财富的认同的转移。2、南县民生财政的财政基础发生向上的“位移”,也就是说国家日益支撑起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倾向性的重任,并认为诸如南县以及以其为代表的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正经历着以国家为主的转变。3、南县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举措(特别是在全省统一部署下南县开通了“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网”)让普通民众从中受益,从“理论之隔”到“屏幕之隔”也确实体现了政府的进步,但相比而言,民众在获取政府信息方面仍处于绝对弱势。4、通过对南县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与财政管理的考察与分析,并结合本文最后讨论中所涉及的“治道”、“政道”等概念,“仿造性”地提出“财道”这一概念表述,而本文语境下“财道”最大特点就是对其“政治因素”的强调。5、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至少“两步走”路径。在本文看来,第一步就是当前的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最核心的体现就是构建财政与事权对等下的“民生财政”,然后再通过民生财政向“民主财政”的转变,并以后者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根本保证。6、通过对传统中国及新中国成立以米(四个“之治”)的治道及其变革的考察,并结合南县的实证分析与中国传统时期的财政收支提出了“财道”与“治道”的诸论：“治道”的“财道”手段论、“治道”的“财道”政治论、“中国特点”的“治道”与“财道”唯一论及其框架下的“治道”的“财道”短板论以及由短板论引发思考而发展出的“财道”的“治道”层次论(其中“财道”的“治道”层次论是“政府版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