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持续高速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速高达18%以上,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货币供给增长为何如此之快?其与我国通货膨胀间存在何种关联性?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首先从货币统计角度出发,对货币高增长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分析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来源。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有外汇占款、买卖有价证券和再贷款等渠道,货币扩张过程主要有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资产、购买有价证券和开展同业业务等存款派生渠道。总量角度来看,过去20多年,我国货币供给增长很快,广义货币年均增速达18.5%。结构角度来看,基于货币乘数理论分析,货币高增长绝大部分由基础货币高增长推动,货币乘数仅在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时期对广义货币增长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分析,基础货币高增长主要是外汇占款高增长所致,货币乘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后企稳的变化态势,前期上升主要受通货比率下降影响,中期下降主要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导致,后期企稳主要归因于我国对于法定准备金率政策的谨慎运用,更加注重结构性货币政策。货币构成结构分析发现,广义货币增长主要是准货币高增长,狭义货币增速趋缓。进一步细分,准货币中居民储蓄存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最大,单位定期存款增速最快,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也占到20%以上,狭义货币中的单位活期存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也较大。货币形成来源结构分析发现,货币增长主要来源于贷款,其次是外汇占款。在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外汇占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率达4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贡献率显著下降。这符合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外汇资金的实际。本文接下来从货币需求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解释了货币高增长的深层经济和金融原因,即实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变化及金融体系特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投资和出口驱动。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金融体系下,投资增加需要更多信贷,从而贷款渠道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强制结售汇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出口的增加带来更多外汇占款,从而外汇渠道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性研究方面。首先,鉴于已有研究真正从“长期”视角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基于“长期货币中性”的数理定义,对我国货币增长对实际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影响进行了严格检验,结果显示:基于传统通货膨胀率指标下,长期货币中性在我国并不成立,货币供给增长在长期不但没有对实际产出产生作用,也没有完全转化为通货膨胀率。传统通货膨胀率指标没有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本文基于动态因子指数方法构建了我国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广义价格指数,并基于该指标进一步对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于广义价格指数下的通货膨胀率指标能够验证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也即是说,如果将资产价格的变动考虑在内,长期货币中性理论在我国是成立的。文章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资产市场的发展对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影响问题,在影响机理分析中提出资产市场发展对传统货币与通胀关系的影响有三种效应,即中介传递效应、分流吸纳效应和通货紧缩效应。其中,通缩效应仅发生在严重资产泡沫破裂后的信贷危机情形下发生,我国尚未发生过类似情形,就是说,目前通缩效应在我国并不明显。一般情形下,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与通胀关系的影响取决于中介传递效应和分流吸纳效应的强弱对比,当中介传递效应强于分流吸纳效应,则对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为正,当分流吸纳效应强于中介传递效应,则对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为负。实证研究发现,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产市场的发展对两者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股票市场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为正,即其中介传递效应较强。房地产市场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即房地产市场的分流吸纳效应较为显著,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分流了部分货币供给增长,使得货币供给增长没有完全流入一般物价领域,因而货币供给增长率没有完全转化为传统的通货膨胀。短期内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性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鉴于目前国内鲜有对不同经济背景下两者间关联程度差异的分析,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首先使用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下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研究证实两者间关联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下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间的关联程度存在差异,以下时期两者间关联程度相对较强:2000年至2001年、2003年至2008年,这些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以下时期两者间关联程度相对较弱:1997年至1999年、2009年至2013年,这些时期恰好对应两次国外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时期,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货币供给增长最先对房市和股市等资产市场产生影响,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效应所需滞后期较长,资产市场的发展使得货币增长向一般物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生了变化。资产市场高速发展时期,通货膨胀对于货币增长冲击的响应值达到最大所需时间更久,其对通货膨胀的分流吸纳效应更加显著。文章进一步选取不同变量作为门限变量将经济状态划分为不同区制,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研究证实:短期内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程度并不依通胀预期高低或信贷增长快慢而不同,而与经济增长率高低、货币增速快慢及股市或房市等资产市场繁荣与否有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程度越大。货币增长率越高,两者间的关联性越明显。资产市场的繁荣则会分流部分货币增长,使得两者间的关联程度减弱。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货币统计角度出发,对货币高增长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分析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来源,从经济发展模式角度,解释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根源。第二,对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进行了严格检验。构建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广义价格指数,并基于该指标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第三,梳理总结了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与通胀关系影响的三种效应,并对我国资产市场发展对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基于TVP-VAR和门限回归模型分别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及不同经济状态下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启示主要有:首先,货币问题研究不仅要关注总量视角,更要关注结构化视角;其次,研究更具代表性的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价格指标具有重大意义,宏观调控也应进一步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变动给予关注和反应;第三,关注资产价格变动影响,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其大幅下跌可能对经济和物价稳定带来的过大负面冲击;第四,货币政策等宏观金融政策应与时俱进,综合考虑经济所处发展时期和经济状态,适度发挥好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机制,提高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