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众口流传的“五老七贤”实指一个有崇高社会声望的绅耆群体。其中的人员是变动不居的，人数也是不固定的，大致有一些声望相对较低的绅耆，追随于声望更显著的绅耆之后。这些绅耆大都取得了较高的功名，辛亥革命之后，多数寓居成都，而不是象传统士绅那样返回故乡。因为对新的地方政权的不认同，他们屡辞当政者的征召，最终都选择了“隐”的生活，而在趋新人士眼中，他们成为了一个“旧派”小世界。 “隐”而不出仕，故“五老七贤”中，有的专力慈善。就中以尹昌龄主持慈惠堂成效显著，到他逝世时，他不仅因办理慈惠堂表现出的美德被认为足为楷模，而且他办的事业都是新的，进步的。而在灾害频仍的民国时期的四川，众绅耆都常常出面赈济灾民。有的厕身教育，他们多在学校中教授国文，影响所及，那时四川学子的国文水准都比较好。“五老七贤”处官民间的地位，使他们能沟通政令舆情，为官、民两方所推重。而在战争频仍的民国四川，他们又常常出面为民请命，呼吁和平，因而他们被看作是地方上主持公道者。 到30年代，“五老七贤”开始渐渐衰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绅士”产生机制的断绝。当“五老”中最长寿的一位也故去时，“五老七贤”完全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