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中旬我国A股市场触及顶点5166点,但是接踵而至的股灾爆发,股市大跌以至于到了 7月8日,市场收于3507点,跌幅达到了 32.11%。针对股票价格剧烈波动这一现象。本文试图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出发,以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变化为研究重点,对风险承担行为和资产价格的波动的相关性做出合理的解释。基于Fama(1970)的经典的有效市场假说,传统的理论认为理性的投资者面对股票价格偏离基本价值向上运动时,投资者应该卖出股票甚至做空股票,以此来纠正市场对股票价格的临时性错误定价,促进价格回归基本价值水平。然而实际上投资者往往对前期投资收益存在过度乐观,做出更加激进的投资决策,即投资的“热手效应”,甚至表现为对资产价格泡沫的骑乘(陈国进,2012)。针对这一现象,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投资者在股价出现一定变化的前后,风险承担行为是发生了变化了的。从风险承担行为的描述指标即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换手率和成交量上有显著的不同。现代行为金融学,将原本的心理学概念——风险承担行为延伸至投资者领域,即表现为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但是学界对于风险承担行为与股市价格走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说法。在本文中,首先本文尝试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实验产生的数据,直接研究投资者在投资选择时的风险承担行为。实验室实验作为一种数据的产生方法,不仅可观测到参与人的行为决策结果,而且针对于不同的决策机制,从变量控制的角度,对影响因素予以区分。实验室实验具有可控性、可比性和可重复性等优点,为资本市场中诸多异象问题的研究和基础理论的检验提供了可能。对于投资者风险承担行为与资产价格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基于历史数据难以进行研究,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实证研究基于的是事后逻辑,对于二者的分析只能基于数据分析进行事后推演。而实验研究方法允许本文通过事先逻辑假设、构建实验设计,针对性的研究投资者风险承担行为的变化如何影响市场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变化,进而检验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如何受风险态度、认知能力、损失厌恶状态和模糊厌恶状态的影响。在本文中,通过将现实中的交易条件抽象化,构建一个将被试者作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的投资市场。将实验设置为30期,这30期股票的价格基于上证大盘指数2015年前后的表现予以价格化而得到。被试者所做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基于以上环境通过资产的买卖赚取差价,获得收益。在实验研究的部分本文探究了风险厌恶程度、损失厌恶程度、模糊厌恶程度以及投资经验是否会对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构成具体的影响,而此影响又是基于何种机制。然后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将2009年1月5日至2015年6月30日共1575个交易日的上证指数、成交量和换手率数据作为为样本,通过对数据进行指数化、去除时间趋势并结合Andersen(1996)的MDH理论,把交易量分为两部分:非信息交易量(预期交易量或流动交易量)和信息交易量(非预期交易量)。在对以上结果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利用VAR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再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探究真实的市场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对于股价波动是怎样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于实验研究给予实证支持。结合从前的研究,本文兼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及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即实验经济学方法。将实验研究的结果与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分析,本文认为:基于实验研究,本文发现风险态度、损失厌恶以及模糊厌恶程度显著影响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而被试在实验过程中都表现出了风险承担行为的变化,在股价初始缓慢上升的阶段,被试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会跟着上升,而在股价突然下降的时候,投资者则倾向于表现出明显的“处置效应”,普遍持有资产。而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本文发现了风险承担行为的激进对于股票价格的波动存在一定的预测作用,对应于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会由于股票价格的上升而有所上升,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与股票价格上互相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结合实验部分的研究,文章认为这一风险承担行为的变化是受到风险态度、损失厌恶和模糊厌恶程度及交易经验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