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从落后到强大,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恶化不仅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负反馈,阻碍经济持续发展,降低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还会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更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降低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由于环境的公共属性和市场的逐利性,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公共职能不可或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化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实施了一系列最严格的环境规制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对这些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做出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环境规制效果的文献进行充分梳理和综述的基础上,建立了《空气质量考核标准（2012）》（简称:新标准）实施影响污染物减排的理论框架。为发掘新标准的实施与减排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中国280个地级市2005-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以新标准分批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的依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新标准实施对污染物减排的影响。随后按照城市污染物排放情况,城市级别,资源禀赋以及政策实施时间以及政策实施长短分别进行划分。由此进行了差异化分析;之后从官员升迁的间接机制,以及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入手,研究了新标准作用于污染物减排的机理;最后根据本文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的结论,从环境规制的全流程提出了若干针对性建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新标准的实施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且有一定的持久性。因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然是治理污染中不可避免的重要一环;2、排放量本身较多的地区,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新标准的实施对污染物的排放效应较弱。这表明治理生态环境必须“驰而不息,久久为功”。3、2013年之后污染物排放量与官员升迁概率呈现负相关,行政级别高的地区减排效应比行政级别低的地区强。这表明环境治理压力是自上而下传导的。4、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产业转型和企业搬迁及实现消费升级这些机理治理环境。本文的创新点:1、从污染源头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的治污效应,以“控增量”作为主要切入点,区别于以往学者“减存量”的研究。2、本文对新标准作用的时空异质性,直接机制,间接机制做了详细的考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具有针对性,从而有利于生态环境相关部门更加精准的治理环境污染。以期实现发展过程中环境-经济的双重红利,提高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