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关键在于它一定要有故事,而故事是一定有其特定的讲述方式,所以只有以叙事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理论才能运用于小说的批评,因而运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古典小说正具有这样的意义。20世纪的叙事学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焦点所在,原因在于叙事学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和教条主义批评的模式局限,紧紧抓住了小说叙事这一本质。叙事就是讲故事,是对说话方式的一种探讨和分析,真正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传统的叙事研究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为主题式研究,资料梳理式研究和对比分析式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中国传统的叙事研究模式都是以中国文学背景的视角出发。而西方学学者则是在西方的立场上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很详细和深度的解读,并获得了卓越的成果,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美学学者浦安迪。自明代四大奇书问世以来,已经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浦安迪对四大奇书的研究当真是另辟蹊径,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借鉴了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并结合了西方现代的小说研究理论,将这四部小说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着重对小说的结构,修辞以及写作的文化背景进行详细的研究,从而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浦安迪将四大奇书进行统一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四部小说的内部结构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也有许多相似的细节,而且都采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最重要的是,浦安迪认为,四大奇书的创作背景与晚明的文化思潮有紧密的联系,小说的思想意义也是晚明文人价值观的极大体现,这一点也是浦安迪在他的研究中极力宣扬的观点。本文主要分三章来探讨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的是浦安迪对中国叙事研究的启示,浦安迪借鉴了中国的小说评点艺术,并对中国明清小说的评点加以创化,这有利于中国叙事学体系的完善。同时他也立足于中西比较视野,浦安迪提出的中西小说起源问题,正因为中西叙事传统和美学背景的差异,浦安迪在西方当代叙事理论的帮助下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艺术才显得与众不同,但最终都是要寻求中西叙事研究的契合点。第二章主要探讨浦安迪对“文人奇书”的形式分析,四大奇书的命名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五四时期,以胡适、鲁迅和郑振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用新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典的小说,从而将四大奇书归类为通俗文学。而浦安迪则对四大奇书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界定,浦安迪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四大奇书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他并没有否认明代四大奇书从通俗文化的口传资料中汲取养分,他只是强调四大奇书最后“写定本”是文人小说。浦安迪对“文人小说”的分析是建立在对中国明清小说评点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分析了四大奇书与中国晚明文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关联,进一步之处四大奇书就是文人小说。而四大奇书的结构理论和修辞艺术也集中在第二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四大奇书的反讽修辞艺术也正揭示了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意义所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浦安迪对“文人奇书”的文化分析,首先是对明代的理学思潮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同时将小说的价值和文人的价值重新挖掘出来,最后也分析了四大奇书所反映的文人心态,四大奇书的社会意义和效果都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但是却备受欢迎,正是由于其反道德倾向也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默认,所以四大奇书也体现了作者济世情节。结语部分再次重申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意义,他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理论模式,掀起叙事学研究的有一个高潮。同时笔者也强调对浦安迪叙事学研究的重视主要起梳理作用,取其所长,才能促进中国叙事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