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训诂学角度看中国典籍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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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不仅包含了大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背景,而且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比喻,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明显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各方面从古到今的人文状况。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还是宗教信仰等都在传统典籍中得到了反映。 中国典籍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世纪。在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们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而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目的进行了大量的典籍翻译。在当代社会,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缺点的不断暴露,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试图通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所独有的特性和优点来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从而帮助消弭西方文化所遭遇到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典籍翻译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典籍英译的过程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二是从现代汉语翻译成现代英语。这两个过程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紧密联系的。从古代汉语译为现代汉语是典籍英译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中国连绵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典籍中的许多字词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首先必须清楚无误地掌握源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继续后面的工作。而训诂学正是帮助读者理解古代典籍字词意义的这样一门学科。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门显学,训诂学对古人们学习圣贤先辈的著述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虽然训诂学受到的重视大不如前,但它绝非是一门老化落伍的学科。特别是在中国典籍英译的过程中,它更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它可以帮助译者准确地理解疑难词义,或是在遇到众说纷纭或是当注而未注的疑难问题时,帮助译者进行独立地研究、准确地裁断,正确地取舍,避免盲从,纠正错误。在此基础上,译者才能够继续从事典籍翻译的第二步,即将现代汉语翻译成现代英语,这需要译者具有深厚的中英文语言知识和文化底蕴,从而得到真正满足时代要求,满足读者需求的译作。 本文以训诂学作为切入点,利用训诂学进行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既为为中国典籍英译提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训诂学自身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全文内容一共分为五章进行阐述。 第一章简要地陈述了本论文写作的意义、可行性、目的以及全文的大致结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分别对我国已有的训诂学的研究以及典籍翻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训诂学肇始与先秦,它在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及现代分别有不同的发展和研究成果。而我国的典籍翻译历史从十世纪开始至今已有一千余年。上千年来,中外学者争相将中国典籍译成西方语言,译家辈出,译作如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由外文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首倡,合力推出了国家重点出版工程“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为新时期中国典籍的对外译介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章是对训诂学与中国典籍翻译进行的具体研究。 本章首先介绍了训诂与训诂学的概念。训诂是注解的别名,是“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以通俗的话解释难懂的话”;而训诂学就是以词义研究为核心的我国传统的语义学,它的任务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训诂有三种基本的方法,即“形训、声训和义训”。训诂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也不一样。训诂学是始于先秦、兴于汉代、盛于隋唐、清代达到高峰,而近代的训诂学在继承清代成果的同时,还吸收了外国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其次,本章对训诂学与西方的解释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训诂学与解释学均起源于对古代经典文献的解读与注释,但二者在不同地域的行程中,却是殊途异路,不仅发展道路不同,学术命运也大相径庭。训诂学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门重要学科在千年之后陷入了学术窘境,而解释学则成为了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文献为对象,以语言或标记语言的文字为突破口和途径,以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中心和目的,在初期的发展道路是相似的。随着时代的推移,两者于十九世纪后出现了质的差异,两者的发展历程和道路不同,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也不同。解释学与训诂学还是有着显著差异的,解释学不断发展且走上繁荣之历程对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不无启示。 最后,本章对中国典籍翻译进行了三方面的分析,分别是中国典籍翻译的策略选择、中国典籍翻译应遵循的原则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由中国典籍所具有的表达性和重要审美性来看,从翻译策略上更应该选择语义翻译而非交际翻译。中国典籍翻译应该在“信达雅”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明白、通畅、简洁”,这三条标准应是中国典籍翻译应遵循的具体原则。它们不仅具有可操作性,也可作为检验译文质量的基本标尺。中国典籍翻译作为一种具体的翻译活动,它既有一切翻译行为的共性,又有区别于其他翻译行为的个性。这种个性来源于中国典籍的文化经典性,也来源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从文化语境切入,对中国典籍翻译进行宏观和微观研究,既可以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典籍翻译的深层文化动因,从民族文化语境的角度去探讨典籍翻译与译入国文化的关系,即两种文化的相互排斥、融和与互动,又可以分析典籍文本翻译中的文化语境因素并对其进行界定,探讨这些因素对典籍翻译的影响及相关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借以克服文化障碍,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质量和效率。 第四章具体讨论了训诂学在中国典籍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具体的分析材料有儒家典籍中的《论语》、《荀子》,道家典籍中的《道德经》、《庄子》以及我国第一步诗歌总集《诗经》。 第五章概括全文、得出结论并陈述研究带来的启示。典籍翻译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保持中国文化固有的身份。相对于西方译者来说,典籍翻译应该在更大程度上由中国译者来完成。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肩负着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双重任务的中国译者,自然要以汉语的语言文化为归宿,将典籍翻译与其它学科,例如训诂学知识结合起来,为典籍翻译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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