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着巨大的社会效益,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成为政府的投资重点。但国民经济各部门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们之间任何的变动都会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为此,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厘清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这不仅直接左右着政府财政收支安排,亦有可能直接关系到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战略和发展路径的选择。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编制了包括1个交通部门和8个非交通部门在内的社会核算矩阵作为数据集,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现实经济系统整体进行了合理的抽象和刻画。在模型均衡解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冲击,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投资乘数、其他生产部门产出、就业水平和社会福利作为宏观经济指标,模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额调整所带来的整个经济系统的变化。得出结论如下:从宏观层面分析,政府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就业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单位投资额引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先提高后逐渐减弱,呈现一个倒U型的趋势,即存在边际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在2012年,我国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乘数还未到达分水岭,甚至也还没有出现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此时如果在一定幅度内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将强有力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从中观层面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助于提高各产业经济主体的生产能力,政府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电热水气业和非公共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这是本文与以往研究结果一个很大的不同。从微观层面分析,政府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对增加居民福利具有扩张性影响,但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和福利边际递减的双重因素制约下,每单位投资额增加带来的居民社会福利的改善,总体呈现出逐步减弱的非线性特征。本文从方法层面拓展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讨论,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量化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部冲击对相互关联的各个市场的影响,考察实现经济政策多目标协调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影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