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与审美有密切的关系。最初,人通过行走的实践,实现了各种功利的目的、满足了现实的诉求;与此同时,也在行走中进一步让心灵和自然关系更密切,发现与培养了感受自然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蜀道,便是在行走中开发出来的人文美与自然美结合的产物,并且与我国古代诗人群体有很深的渊源。行走在蜀道上,现实之“险”的刺激,导致诗人内心迸发“难”的主观感受,勾起“惊”与“悲”的情感反应;情感又反作用于主观感受,致使“难”被诗人们反复传达、强化。于是,蜀道凭借“难”这一独特符号进入文学作品,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特征性场所”之一;“蜀道难”也成了蜀道的初始文学形象和诗人独特的抒情空间。检索相关作品,并进行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在“蜀道难”抒情空间之下,有的诗人写人生之难与蜀道之难重合,天险之难成为放大内心痛苦的催化剂;有的则直接吟咏“蜀道难”三字以吐露心灵困境,将“蜀道难”谱成失意者内心的一曲悲歌……随着地理背景和文化精神的多样性呈现,诗人对于蜀道的审美倾向也不断演进,从建构“蜀道难”到消解“蜀道难”,蜀道的审美符号从最初的“难”,丰富到“雄”“美”“易”“明”“奇”。相关诗作中,有的诗人通过纵情挥洒的英雄气概,表现心中有关“活”的审美需求,以精神超越的方式高吟“蜀道雄”。有的着眼于蜀道的异域之美,试图为即将入蜀的友人建构一方适意的心灵空间,而吟出“蜀道美”。有的凭借传统文人对功名的感性需求,以此鼓舞入蜀友人,道出“蜀道易”。有的借德政化解蜀道的军用价值来消解“蜀道难”,在此过程中显现出了“明”的审美符号。还有的借助主动出游的行为与充分的想象力来探索蜀道之“奇”,将自身也放入审美观照范围里。在行走中,有关蜀道的审美体验不断丰富。深究“蜀道难”文学主题的建构及产生美学变奏的过程,可知:“行”与“凿”的重要动作是人类开创蜀文化之道这一壮美勋业的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力与崇高之美,注入了文学作品,带来了雄美壮丽的文风。卸下“蜀道难”后,诗人的思想变得轻松宽广,心灵空间不断拓展;同时,随着物我关系的演变,他们的审美感官也日渐细腻。故而,在诗人们的审美观照下,蜀道,有了更多的审美发现。最重要的是,在蜀道审美中,人与自然异质同构的审美心理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演进方向,还从美学上给我们“建构适意空间”乃至“诗意行走栖息”的重要审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