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乡村治理，由中唐以前的乡官转变为乡役模式。所谓乡村职役，是针对乡间富有主户之于赵宋政府而言，乡役人是一种无偿劳役。两宋乡村社会控制中，乡役人沟通于县乡之间，在征派赋役，烟火盗贼等治安管理，以及承办社会公共事务等诸多领域，乡役人以“半行政性”的职役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时空变换，两宋乡役名目、役制本身、民户充役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安石变法前，宋朝乡役制度的主要役名，包括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壮丁；王安石变法后，主要是都副保正、大小保长、催税甲头和承帖人，同时也在不同时空中存在有户长、耆长、壮丁(兼充制)。其中，王安石变法时保甲法混通于乡役法，是继中唐以降乡官制转变为乡役制后，中国古代乡村管理模式中又一重大变化。就民户充差职役的方式而言，除王安石变法短暂时段外，乡役基本上都是轮差的，或是在募役法的名义下，实行差役制。各地域间因地制宜的地域性特征，也构成为两宋乡役制度的特征之一。 两宋役制迁延不定，变化反复，时人多莫衷一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一，宋朝乡役制度，是一个讲求实用主义的乡村治理政策。制度本身前后一再更改，各路州县亦可因地制宜，但其实质始终未变——依靠乡豪大户，充当乡役，协助官府，治理乡民。无论采取哪种制度，只要能够完成征税派役、稳定乡村秩序的任务，耆户长制抑或保正长制，究竟怎样一种制度更好，朝廷并未认真考量。第二，乡豪大户在与国家争夺财赋收入。宋政府为强化乡村财赋的征收，不惜出动县乡武力，与催税乡役合作，其目的就在于乡豪大户的顽抗不纳，或在诡名挟户等形式下，暗中采取各种方式，应对朝廷不断增多、花样翻新的财赋征收政策。国家和州县为弥补长期一来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窘境，强化赋税的征收，而乡豪大户为了保护私人利益，采取各种方式应对征敛。这样一来，给催税乡役带来很多阻难。政府与乡豪大户的这一对峙，直接导致了当差服役，破家荡产，负担极重等呼吁连篇累牍的出现，也是导致两宋役制变化反复、迁延不定的重要原因。两宋相关文献在揆诸实情下的重新解读，这一现象也就更加凸现出来。 乡役与乡村管理层级，是紧密联系的，是一个历史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乡役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管理层级的名称，但后者却并未太多干扰前者。乡役模式下的乡村管理层级，与州县行政差异甚大，并不能构成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宋朝乡役人虽来自乡间，但代表官方，在各个领域都参与管理，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其中能动作用最大的是逐渐增多的读书识字、娴于书算和词讼的居乡士人。他们要在地方上有所作为，于是参与到教育、生产、救济等各个领域，逐渐成为地方上一个最具影响的社会群体。但是，他们在乡间的势力和影响，还没有达到明清乡绅的地位。 乡官一乡役一乡绅，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者的三种类型。从汉唐以降乡官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到中唐、两宋乡转换以乡役为主导的乡村控制模式。明中叶后，乡役弱化，渐为乡绅及宗族等势力主导下的乡村秩序所取代。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它是明清乡绅等主导下乡村治理模式的制度先导，且培育了士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