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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本国际流动速度的加快是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拉开了跨国公司逐鹿中原的序幕,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加快了我国吸引外资的步伐。作为一个成功的转型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2年一度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02年以后,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在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924亿美元的新高。外商直接投资改变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以及产业空间结构,加速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历史证明,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促进了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域分布却非常的不均衡。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是外商进行直接投资的重点,吸引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大部分。中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却只能吸引到很小的一部分。然而,自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部地区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例呈现出持续的、快速的增长。在2008年,这一比例达到五分之一,为历史最高水平。因此,研究这段时间外商在中部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所考虑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进展,立足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运用计量工具Eviews,对最新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并根据处理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扼要地介绍了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性;中部五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对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首先综述了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主要流派,接着概括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理论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首先简要的说明了数据的来源,接着给出了本文的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该部分运用计量工具Eviews,对最新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并给出了计量回归的结果。本文首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在剔除了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以后分别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效应模型再对数据进行处理。接着,本文在随机效应模型处理的基础上,对回归结果进行了Hausman检验。得到的结果支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最后,本文根据第一次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处理后的回归结果,在剔除了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以后,第二次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并且对回归结果再次进行了Hausman检验,得到的结果还是支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第五部分则根据第四部分的回归结果进行了结论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该部分是本文的总结和升华。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附录,附录里罗列了本文所用到的全部数据。数据主要包括:1986-2008年间中部五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表、1986-2008年间中部五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表以及2002-2008年间中部五省各变量情况汇总表。
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得到了如下结论和政策建议。为了考察影响中部地区五个省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了如下五个变量: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工资以及每平方公里所拥有的公路里程数。在这五个变量里,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有三个,分别是: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工资以及每平方公里所拥有的公路里程数;在统计上显著的变量有二个,分别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正,符合之前的预期: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系数为负。因此,那种认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要想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得做好“内功”,发展好自身的经济。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较,本文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本模型只选取了中部地区五个省份(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数据,并且排除了山西省,尽管该省在行政上属于中部地区。以往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全国的数据,特别会把东南沿海各省份的数据囊括在内。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意味着,如果外商要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他会在东南沿海各省份与中部省份之间做比较,而不仅仅是在中部各省份做比较。本模型由于只选用了中部地区五个省份的数据,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如果外商要在中国中部地区的这五个省份进行直接投资,他就只会在这五个省份之间做比较。第二,本模型采用了2002-2008年的数据,在这一时间段里,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中中部五省所占比例呈现出持续、快速的增长;而且最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的数据在类似的研究中还没有被采纳过,即本文的研究成果是最新的。
本文的研究对中部各省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