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议程是政策过程的起点,在政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社会和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政策系统日渐从封闭趋向于开放,公众对政策过程的参与变得普遍,在政策议程设置的外部推动模式下,公众也能成为政策议程的倡导者。近期,出租车行业改革这一议题进入政策议程就与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有密切关系。公众通过群体性事件作用于政策议程并非出租车行业改革中特有的现象,当下国内还有不少通过"闹大"来影响政策议程的案例,如厦门PX事件、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等。那么,在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群体性事件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是如何作用于政策议程的?又为什么有些基于群体性事件的外部推动能使得议题顺利进入政策议程,取得良好结果,有些却不尽如人意?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政策议程、政策议程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文中政策议程和群体性事件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借助于政策议程研究领域中的经典理论——由约翰·W ·金登提出的多源流理论,本文构建了群体性事件和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者的互动分析框架,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普通公众界定问题重要方式;为政策共同体重构政策方案提供了参照;是公众利益聚集和博弈的途径也是国民情绪变化的催化剂。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当下颇受关注的出租车行业改革为案例,通过案例分析来证实群体性事件可以作用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且有可能促使政策之窗开启,使议题进入政策议程。再者,由于出租车行业在2008年和2015年分别发生过两轮影响较大的罢运和冲突事件,因而本文也尝试对这两者进行比较,主要借助于Gill Walt提出的基于政策背景、政策参与者、政策过程和政策内容这四要素的政策过程一般整体分析框架来探讨影响群体性事件作用下的议程设置结果的因素,认为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参与者力量对比差异和政策源流的发展充分度影响了群体性事件作用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结果。最后文章认为公众通过群体性事件作用于政策议程兼具局限性和积极性,一方面这种方式存在合法性争议、会致使社会不稳定、造成议程设置的偏差等,这是政策议程设置外部推动模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这一外部推动模式凸显了在议程设置中吸纳公众利益诉求的重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不合理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废止。本文认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还会遇到更为复杂的问题,也需要多元化的议程设置模式。正是制度化途径缺乏导致了公众在外部推动政策议程时选择群体性事件这一方式,因而可以从深化治理理念、转变执政方式;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参与文化、培养参与能力等方面来优化公众对政策议程的参与,从而降低在日后的发展中遭遇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