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的9.5％降到了2015年的6.9％，如何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政府和学术界关注与争论的重点问题。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供给约束的局面，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居民消费需求的低迷已经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顽疾。我国居民消费率从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处于震荡走低的趋势，从最高的54.9％（1982年），到了2010年下降到了最低为35.8％，低于印度的50％左右，仅为美国（70％左右）的一半。居民消费的低迷对经济造成了系统性的通缩风险，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效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早已在学术界得到共同认识，并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因此，研究我国居民消费问题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现有研究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的文献多数是从绝对收入或者持久收入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国内外的经验数据已经证明，这些理论与经验数据并不相容，只有相对收入以及对相对收入的扩展模型才是合适作为解释消费行为的微观理框架，这奠定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虽然有少数文献对相对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研究比较粗糙，仍然停留在表面，例如“示范效应”以及“棘轮效应”，并没有深入挖掘相对收入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形成机制。　　基于此，本文从微观理论出发，将相对收入假说、随机游走假说以及流动性约束假说相结合，通过个体效用最大化构建适合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得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对收入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02-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全局MoransⅠ指数、Moran散点图、LISA聚集图以及局部LISA指标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相关性以及聚集性。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在逐渐的缩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样本期内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性，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示范效应”十分明显。然后本文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组间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在组间存在“示范效应”，消费者之间相互攀比;组内相对收入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文中还对实证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此外，为了深入挖掘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本文将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分类讨论。首先，本文对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分类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组间相对收入对食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及用品类以及文教娱乐类的影响是正的，也就是说，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会增加在这些分类消费的支出，说明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食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及用品类以及文教娱乐类消费属于炫耀性消费。而居住类、交通通信类和医疗保健类消费属于必需商品。组内相对收入对居住类消费的影响是负的，对医疗保健类消费的影响是正的，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农村居民在居住类消费上面的支出，但是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增加农村居民对医疗保健类消费的支出。其次，本文按来源将收入分类，研究分类相对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组间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组间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负向关系。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组内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负相关关系，然而财产性收入的组内相对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正向关系。最后，本文分析分类相对收入与各类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绝大多数类型的消费来说，组间的相对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都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组内的相对工资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一方面可以提高组间相对收入从而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个促进的作用;另一个方面，可以缩小组内城乡收入差距，也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自从2000年以来我国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增反降，这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不相符，为了合理解释这个现象，本文在利用外生生育率、死亡率以及利他性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包含遗赠机制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并将相对消费以及子女的抚养引入到父代的消费函数中，在相对收入框架下得到了出生率以及人口老龄化率对消费影响的理论模型，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时间虚拟变量与出生率的交互项是显著为正的，并且出生率的系数是负的但是并不显著。在2010年之前，出生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数量效应”相对较小，农村居民的父母对孩子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当出生率上升时，父母对于单个孩子的花销会降低，并且会对自己的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在2010年之后，出生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表现为“数量效应”，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父母对孩子的重视程度上升，虽然对成年人消费的“挤出效应”依然存在，但是“数量效应”表现的尤为明显。综上所述，2010年之前，出生率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但随着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10年之后，出生率的提高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虚拟变量与老龄化率的交互项是正的，因此，老龄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是不尽相同的。经济发展上水平不同的地区，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很大，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效应”相对较低，“寿命效用”相对较高，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当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他们会更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负担效应”更加明显，由于老年人的平均消费倾向相对比较高，当老年人越来越多时，总消费水平会有所提升。　　为了更进一步观察农村居民消费的波动情况，本文在理论提出了检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个体方差突变的SC统计量，不仅可以检验样本个体是否满足同方差，而且在拒绝满足同方差的原假设下，可以准确的检验出究竟哪些个体存在着方差突变，极大的克服了传统Hausman检验方法只能判断所有个体是否满足同方差而不能检验哪些个体存在方差突变的显著不足，并且本文所提出的新方法在有限样本条件下，其检验功效远远优胜于传统方法。根据本文提出的SC统计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行方差突变诊断，结果显示，天津、河北、黑龙江、湖南、广东、海南、四川和西藏8个省（市）存在着显著的方差突变，且在多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都稳健。在地图上来看，这8个省并没有聚集在一起，看起来相互之间并无关联。但是，在上述发生方差突变的8个省份中，在空间聚集性最强的经济因素下，都是属于H-H型和L-L型的，这个重要特征揭示我国省际农村居民消费方差突变不是偶然出现的，其形成有着一定程度的内在根源。上述8个省份在消费行为中与其他省份相比，存在着方差突变特征，相关决策部门应当根据各省实际情况，从自身消费行为特征规律出发，不断制订和完善符合自身特征的消费政策，以更好的实现消费促进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从而更好的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