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主要行政法治国家比较,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与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中一项较为特殊而又紧迫的课题。在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尽管与抽象行政行为有关的诸多问题也一直为我国行政法学界所关注,但长期以来,由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在中国特殊的行政法治环境之下占据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行政法学者和司法部门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关注多集中于其是否属于司法审查范围问题,或者说其可诉性问题,因此,一方面,在理论上,有关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问题的全面、系统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而司法审查本身却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问题。我国行政法学界现有研究很不平衡,囿于局部问题的重复探讨过多。同时由于缺乏对世界主要行政法治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系统了解和研究,致使对一些重要概念不同程度的认识错误在学界滋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探讨的统一基础。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也没有能够切实解决涉及抽象行政行为诉讼案件的受理问题。长期以来,各地法院或受理,或不予受理,或在受理之后处理方式各异的作法极大地破坏了法治统一,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民对司法的信仰。由此观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问题在我国都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而随着中国行政法治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发展,特别是中国入世之后,为了适应世界行政法治发展的趋势,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不再仅是理论上需要探讨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司法实践需要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入世与其说是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还不如说是给我们创造了重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契机。 本文在充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了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