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科举和文化上的成功,晚明成为湖北继春秋、三国后的第三次发展高峰。数量众多的文化精英结成一股强势群体,成为经营地方的主要力量。1600年左右,活跃于地方的士绅领袖相继去世。随着资源分配的不均、社会流动的壅塞和阶层矛盾的激化,民变、奴变、生员暴动接连发生,前后持续几十年,社会秩序首先从内部瓦解。至崇祯年间,内部矛盾与寇乱并发。从1633年“流寇”入楚到1690年“夏逢龙之乱”被平定,湖北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变乱。与十七世纪江南浓重的“明清易代”与“华夷之别”氛围稍显不同,湖北的社会变迁与“寇乱”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变迁的过程更多是地方内部的“治乱”问题,反而“明”与“清”的界限是模糊的。这种社会变迁的脉络体现出易代之际非“明”、“清”交战省份的区域特性,将其归入“变乱”而非“易代”的语境下似乎更加合适。这种区域独特性体现在多种方面。首先,为一挽大明颓势,湖北地区的生员也曾为盛行的任事、经世、谈兵风气所激,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御寇和中兴的言论。并试图通过这些言论冲破科举给内地文人带来的束缚,由非正规方式挤入仕途,也欲借谈兵结交江南名士。不过当形势恶化之后,这些谈兵的言论逐渐表现出楚地士人强烈的地方意识。他们不断强调“以荆襄保江南”等观点,反映出湖北士人从“保天下”退守到“保桑梓”的思想轨迹。其次,官方防御体系崩溃后,湖北只能依靠自保力量守城、守乡,士绅取代官府成为地方保护者。各地兴起了大大小小的自卫共同体,造成地方的高度武装化。与此同时,战乱也刺激地方内部奸细、叛徒、投机分子、盗贼的滋生,导致地理、认同上的分裂和对峙。而作为“四境之区”,“转徙”和“避乱”成为湖北民众的生活常态。大量楚地民众流向乡村、江湖、江南。避乱路线的选择反映出楚人的天下观念和政权认同,徘徊在残山剩水之间的楚地文人重新审视了个人、区域和王朝的关系,凸显出这个变动时代的多样与纠结。第三,与江南的迅速恢复不同,湖北的社会重建进程因战乱、缺乏大城市的带动、士绅力量急剧萎缩等原因屡屡陷入困境。尤其在持续八年的“三藩之乱”期间,各州县被要求集中所有资源供应平逆清军,加剧了地方主义的生成和区域协济模式的破裂。叛乱平定后,湖北的战略地位降低,“湖广总督”之裁引发了“夏逢龙之乱”。朝廷借机重新整合了地方武装力量,并在此后重新加强了对湖北的军事控制。第四,湖北从“明”到“清”的认同以民间为主,战争记忆从个人追思、家族悼念、地方祭祀、朝廷旌表发展到公共纪念,经历了一个文化建构与文化动员的过程。追忆和纪念的主题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死难者从家族的苦痛变成荣誉。而文人零落和文化衰落,造成清初湖北“学者无闻”。湖北文化逐渐失去晚明时期的活泼与开放,紧缩为以州县为区域的狭小学术圈子,十七世纪湖北的文化自信和反叛精神在十八世纪几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