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之际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关捩，也是中国社会转入近代的前夜，此期诗歌由于时代的特殊性而独具风貌和诗史价值。本文试图对嘉、道之际的诗歌做出整体研究，具体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上编总论嘉道之际的文化氛围与诗坛风会。中国古代士人人格的发展存在两条线索，一是积极参与政治的人格发展链条，二是人格独立的发展链条。封建社会末期，士人对人格理想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就是积极参与同人格独立的有机结合。清代嘉道之际，社会动荡不宁，士人抱着高度的救世热情议论天下，人格开始发生转化。转化从三方推进：由消极避世转为积极参与，由荒于游宴转为执著思理，由追求个性自由转为呼吁道德约束。通过转化，形成了新的人格，体现为参与社会、真我独立和严谨自律三方面。各个方面紧密结合而相互节制，使得士人人格趋于成熟完整，也为其从古典进入近代打上了强健伉爽的底色。(第一章)面对衰变的时势，嘉道学术主动担当了起衰振弊的重任，学术文化展现出新的特点：学术呈现多元开放趋势；各种学术思想都着眼于社会现实并统一于经世致用；多元化的学术格局使学术品格的独立日益凸显。在新的学术精神影响下，诗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包括：1．文贯乎道”；2．“诗与人为一”：3．融通求变。(第二章)嘉道之际的诗学是在丰富的诗学遗产面前作出选择的。人们看到了神韵诗远离社会现实之弊，同时也看到其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深入把握。随着参政意识被唤起，儒家诗教再被强调，沈德潜的诗论得到一定的响应。性灵后劲在时局的催化中发生变异，从袁枚到龚自珍，性灵诗人从个人的狭小圈子走向广阔的社会，实现了性灵的升华。乾嘉时期翁方纲肌理说盛行，对宋诗的提倡又呈复苏之势，到嘉道之际，以程恩泽为首形成了一股汹涌的学宋潮流。总的说，嘉道诗学在融汇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抒写真情；讲求学问；熔铸前代：回归格调。分别代表真情、主学、格调的性灵、学宋、经世三股诗风，虽然在各自的播迁中有不同的流势，却是一个时代中并行不悖的风气，从而汇成了浩大的诗学潮流。(第三章)下编分论嘉道时期的诗派及诗人。张维屏以“真性情”论诗，同时标举“沉着”来救性灵派之“浮”。其诗或雅淡清奇，或雄直刚健，兼具两种风格。“和”是陈沆诗的美学风格，也是他与性灵派的区别。其诗所表现的情感真挚而纯净，洗去了性灵派的随意和佻滑。他满怀忧国之思，情感显得沉重，诗也呈显“深厚”的特征。龚自珍的自由个性与袁枚相比，多了深沉的思考与自觉的抗争，他将自由精神与历史责任感结合在了一起。他的诗是其人格的诗性呈现，正是他独有的心路历程，成就了其诗超绝的思想价值。(第四章)程恩泽、祁寯藻两人带动了宗尚杜、韩、苏、黄的学人诗风的兴起。程诗的主要特征是“以文为诗”，而祁诗则“以学为诗”。何绍基诗是“奇趣”、“闲情”和文人雅怀的体现，也表现了忧世悯时的精神，其艺术特点是厚而能达。何绍基的诗论圆通，诗作横览万象、笔意纵横，用典少、白描多，其畅达淋漓的诗风预示了近代诗歌的走向。(第五章)方东树对诗学悟入较深，对诗法尤有深研，但写诗较滞重。他在嘉道诗坛的作用，主要是参与了诗风转移，并对桐城诗法进行了补充和宣传。姚莹在桐城诗人中最为洞达世务，长于经济。他精研诗史，有较为系统的诗学观。姚莹诗的特色为：有苍凉劲直之气，有清转婉妙之思。梅曾亮对桐城派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桐城派的宣扬。与时代精神相联系，他论诗重个性。其诗造语生新，道健劲拔而洒脱爽快。(第六章)魏源论诗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其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是表达政治观点的载体，因此他直书其意，不费修饰雕琢之工，论者以为与顾亭林为近，虽粗服乱头，不加修饰，而气韵自然。艰难国势召唤诗人奋起，与魏源同时的张际亮、黄爵滋、郭仪霄等一批诗人的诗歌也显示出这种“粗服乱头”、“坚苍遒劲”。(第七章)嘉道诗歌虽没有超出传统诗歌的范围，但是它的开张性为诗歌走出传统提供了可能，它对既有诗学思想、诗歌传统的提取和利用，是中国传统诗歌内部自我调节、谋求发展的表现，也是诗歌近代化的必要准备。(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