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国内外外众多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经济增长机制提出过自己的理论看法。其中，新古典经济学派普遍认为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且这种观点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研究，提出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而制度何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又引导着无数学者展开了探讨。Douglass North曾指出“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而政治参与作为普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是行为主体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制度为普通公众的政治参与提拱了选择集与约束集，微观上对普通公众政治参与起着巨大影响。好的制度可以优化普通公众的权利配置，提高其政治参与热情，而政治参与的进行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利益诉求，还增加了行为主体的经济力量，推动着普通公众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积极参与经济创造，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作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考察，提出了政治参与这个中间过程，考察了制度——政治参与——经济增长这样一条传导路径。同时，制度通过政治参与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观点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政治参与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制度以及制度变迁与政治参与关系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制度内生性、政治参与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构建，提出了政治参与与经济增长相关和制度通过政治参与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两个理论命题。然后，根据公众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找到可以代表政治参与变量的指标，利用各省份的政治参与代理变量和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购买这三个控制变量建立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变系数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政治参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建立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的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制度、政治参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第一个实证模型的结果发现，除了5个省份数据不显著以外，绝大部分省份的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且在第二个模型的检验下，发现制度可以通过政治参与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以上是本文主要的结论。同时在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构建中，还得出了其他三个结论，一是政治参与是影响公众行为约束函数的重要手段，高水平的政治参与赋予公众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与经济权利，促进经济增长；二是社会组织可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且有利于维持市场秩序，创设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三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制度变迁表现出更强的诱致性，可以带来经济快速增长，落后地区更多的是强制型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扩宽政治参与渠道，推动社团组织建设，健全政治参与相关法律等政策建议，以完善制度设计，提高公众政治参与水平，争取使普通公众在享受自由发展的同时拥有更多经济权利，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