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晋文化是两周时期非常重要的区域性青铜文化,历来备受重视。但重视的方向仅在其繁荣鼎盛的东周时期。西周时期的晋文化习惯上将其定格于大西周文化,因而学者少有问津。本文第一次将早期的晋文化从笼统的西周文化中解放出来,以区域性文化的角度研究有晋文化色彩的青铜器。这不仅拓宽了晋文化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于今后推进晋文化研究以及青铜时代其他区域文化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文通过搜集考古出土及传世的晋与三晋青铜器,并在其考古类型学研究基础之上,对这些晋系青铜器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文化因素对比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从比较考古学方法入手对晋系青铜器进行文化属性上的考证和文化渊源上的探索,从而去证实文化的繁荣与晋国政治上的霸主地位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晋系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初步分析,确立了影响晋系青铜器形成、发展、繁荣及衰退整个过程中的四种外在文化因素。探究了每一种文化因素对个器形制上的影响以及对一些典型器物形制演进过程中的导向。通过对早期晋系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分析,结合文献资料、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材料,对“怀姓九宗”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并证明叔虞所封的“唐”应当在今山西省曲沃翼城之间的曲村一带。通过对典型墓葬出土的晋系青铜器的礼器组合情况研究,认为西周时期殷周两种文化的消长变化正是晋地本土文化在碰撞中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因素。这种多元化正是导致晋系青铜器形制纹饰极富特色的深层次原因。通过研究分析东周时期与典型“晋式”器有别的一些晋系青铜器,证实了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晋国及三晋与北方戎狄民族和南方吴越徐楚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文化因素上看到了晋文化的非常繁荣的态势正是由于其吸收与包容周边文化进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