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5日,中央颁布了题为《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培养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第十九次三农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及百姓的生活,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农产品营销渠道是否畅通高效,农产品营销渠道结构形成的机理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变迁,其内在的动力源是什么,政府在农产品营销渠道形成及变迁的过程中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研究均属于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强调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范畴之内。畅通高效的农产品营销渠道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因此,研究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形成与变迁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本文界定了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制度内涵,指出农产品营销变迁问题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首先,本文从制度变迁的三个层面梳理了有关农产品营销渠道的文献,包括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影响因素、变迁机理、路径和变迁趋势。其中营销渠道的影响因素即为制度变迁之前的静态均衡;变迁机理方面重点论述了制度均衡从哪些方面被打破;变迁路径和趋势讨论的则是新的制度均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第二,在考察了我国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历史沿革以及现存的问题之后,本文遵从制度变迁的逻辑,借用并拓展了在营销渠道研究中广为运用的Reve和Stern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描述了农产品营销渠道的静态制度均衡。本文对其进行的主要创新是将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中所缺失的技术和消费者需求要素纳入,并进一步分析了政治和经济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相互作用的机理。经过实地调研并梳理了涉及农产品生产和营销过程的公共政策后,本文发现政府在监管农产品营销渠道过程中不断地寻求降低政策成本,因而赋予了特定渠道主体由公共政策所提供的渠道垄断力,进而引领营销渠道的变迁。同时,外部经济要素包括了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市场,对渠道内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有显著的影响力,而根据威廉姆森的经济化模型,营销渠道是朝着生产交易总成本最低进行变迁的。最后,本文将农业技术发展研究中的速水-拉坦模型进行改造,提出了农产品营销渠道的需求-技术影响模型,阐明了当消费者需求要素发生改变,营销渠道中的生产和运销环节引发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投入,为避免技术投入带来的专用性资产套牢最终导致了营销渠道变迁。第三,本文结合辽宁省CT市玉米临储政策调整后的农产品营销渠道变迁案例,并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提出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变迁路径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本文认为制度均衡要素发生改变意味着制度选择集和相对价格的改变,能够引发新的获利机会并带来制度变迁驱动力。其中CT市的胡萝卜营销渠道变迁属于诱致性变迁,这个过程培育的新兴渠道具备良好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但由于诱致性制度创新具有外部性,搭便车行为会造成有效制度供给不足;CT市的地瓜产业则带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策目标因而其变迁速度更快,但政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政治、利益集团冲突和科学知识的局限等问题使渠道变迁面临着政策非效率。本文认为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变迁,应当由强制性制度变迁补充诱致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不足,即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协同的良性模式。最后,根据农产品营销渠道变迁的机理,本文认为未来的营销渠道会向着多元化、规模化、两极化的趋势发展。第四,本文结合了农产品营销渠道变迁的机理,提出了完善渠道的四方面政策建议:以市场为基础发展农产品营销渠道,以政策为支撑完善农产品营销渠道,以技术为核心优化农产品营销渠道,以需求为导向创新农产品营销渠道。本文认为政府加大对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基础投入,培养适应新环境的营销人才,推出鼓励营销渠道规模化、产业化、网络化的各项政策是农产品营销渠道变迁的关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用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了我国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变迁,将静态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加以运用并拓展,补充了内外政治要素、内外经济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强调政府公共政策对渠道变迁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技术进步的要素在前人的研究中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速水-拉坦的技术变迁模型为基础加以创新,构建了中国农产品营销渠道的生产技术效率模型和流通技术效率模型。最后,本文描述并分析了农产品营销渠道变迁的两种路径,发现了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各自的特点,认为二者协同的变迁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