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和初至大中初的洛阳诗坛——以晚年白居易为中心》一文，以一定地域一定时段的诗坛现象为研究对象。唐大和初至大中初(829～848)主要指唐文宗、武宗时期，而到宣宗初年为止。在这段时间内，长安与洛阳有着迥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在长安，牛李党争激烈，大和九年(835)，晚唐重要的政治事件“甘露之变”发生。洛阳却聚集了一批退罢官僚文人，他们以游赏、宴饮为主要活动与交游方式，居身园林，优悠闲适，其中以白居易在洛时间为最长。本论文即以白氏大和三年(829)分司东都为起点，人中初年白氏和李德裕、牛僧孺等先后死去或离开洛阳为止作为论述范围，通过对几位重要人物与洛阳关系，包括居洛原因、在洛活动、诗歌创作、思想心态诸方面的考察，以探究晚唐十二年洛阳诗坛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政治、历史、文化根源与内涵，由此折射出时代进入晚唐后士大夫精神心态的重要变化，如政治热情的丧失、普遍的归隐思想、自适情趣的追求等。这一东都闲适群，在闲适的表象下，与牛李党争息息相关，他们的心灵有着党争的阴影。他们大多为进士出身。闲适文人群的形成又与洛阳特有职官设置、闲适风习、园林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一诗坛现象是政治、时代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人物与洛阳关系密切，又代表着几种类型，除任职东都留守的裴度、牛僧孺；任职分司的白居易外，李德裕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他虽在洛阳时间很短，但其平泉庄是洛阳最大的园林建筑，他对洛阳表现了一往情深的思念，透过他对洛阳平泉庄的强烈思念之情和置身于党争无法脱身的命运，可以窥见当时士大夫的真实处境。李德裕大园虚置、反遭祸患的命运，与“全身远害”“明哲保身”、终老于洛阳、悠悠然做着小园主人的白居易，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一方面是晚唐洛阳诗坛的重要现象，一方面也是整个唐诗史的一部分，而且影响着以后时代如北宋的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