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并明确提出了要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和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竞争的关键所在。当下,国家间的竞争在继续着经济竞争、政治竞争和军事竞争之外,更多地转化为以文化方式进行的软实力竞争。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从问题角度审视,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在近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软实力相对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统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从破解问题的意识自觉,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都极具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梳理总结国内外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已有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为进一步深化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奠定了基础。但学术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如,在理论层面关于文化软实力本质等一些前提性的、基源性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解与阐释,“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尚未达成共识,理论前提的不明导致与此相关实践层面的关于文化软实力提升实现路径研究也就难以呈现出明晰的学术观点。这些问题都亟需站位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具体实践中,结合文化本身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正是本文希望通过研究要进一步探讨、发展和解决的问题,并通过尝试探索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破解的措施和方法,以提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实践路径和对策。本篇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重点阐释辨析中国语境下“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内涵,着力解决“什么是文化软实力”这一涉及整个研究逻辑基点的理论前提问题。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国家精神和国家意志的权威力量,基本内容是国家的制度精髓和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及其价值观。文化软实力是经过文化包裹的国家意识形态统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国家主导和运用文化资源,依托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实践运作,运用强大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传播方法影响和争取人心,对内产生的凝聚力和驱动力以及对外通过意识形态所蕴含的“立国价值”和“立国之本”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本章揭示了从西方语境的软实力到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内涵迁移的客观性和必要性,阐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必须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缘由,清晰界定“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生成性意义上聚焦于“什么样的‘文化’产生软实力”,“文化的潜在软实力‘在什么条件下’转换成现实的软实力”两大理论硬核,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接续性研究提供理论逻辑前提和支撑。第二部分,在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梳理提炼掣肘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对其进行归因分析。着重剖析了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凝练和培育践行的诉求,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化软实力的文化支撑力不足,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存在失衡,中国文化传播能力亟待提高和文化软实力的主体力量方面存在短板等问题。这表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文化思想力、文化水准和文化国力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如何在现有国情基础、实践根基、文化传统前提下建设和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呈现为一个强烈的问题。第三部分,国外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经验镜鉴。世界各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既有共通之处,又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多样性。本章择取美国、英国和日本作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这三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效做法,总结出有利于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经验和启示。从借鉴的意义上,核心价值观引领促进大国崛起是最重要的经验。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成为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根基、轴心指向;同时,这些国家都把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国家各个层面,使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披上新的外衣转换形式得到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些做法保证了国家社会稳定、进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认识和把握核心价值观引领促进大国崛起规律对当代中华民族复兴意义重大。第四部分,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多维路径构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文化软实力之“软”在于其作用形式之隐性和柔性,而“软”的“观念镜像”深层连带的是国家道路之根据,国家基本制度之正义和价值。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性,是国家权威性和国家力量性的表征。国家的发展不仅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等硬实力支撑,更需要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软实力保驾护航。本章力图兼顾系统性和逻辑性,从多个维度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路径。即,以培育“四个自信”夯实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工程,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把握文化软实力的主导权,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推进中国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提升中国文化传播媒介实力和中国文化传播艺术水平,增强执政党、文化人才和海外华侨华人三个层次的文化软实力主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