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路，大力推进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其中，处理好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据此，中国与美国建立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同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传统大国建立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同新兴大国如印度等探索共同和平崛起的道路。在诸大国关系中，中德关系从自1972年10月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以来，除了九十年代初期的短暂曲折外，两国关系一直稳步向前、势态良好。对于中国来说，德国也许是西方强国里对中国伤害最少，同时又是令中国人好感最多的西方国家之一。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均能迅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这种精神吸引着中国人学习；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在科学、哲学、音乐上取得的璀璨成就对中国富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日本相比，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深刻的反省态度，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好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潜在的对德好感，使得长期以来，不断发展的中德友好关系更加具有民意基础。建交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国，德国同也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德国正在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战略对话伙伴，两国关系在各自的对外关系中都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　　 在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经历了从积极改善到全面发展两个重要阶段。在地缘政治上，中德两国相隔万里，互不接壤，没有任何历史纠纷；在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经济上的互利合作可以形成共赢的局面。但在近年来，中德关系的良好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2005年9月，执掌红绿政府七年之久的对华非常友好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社会民主党大会上宣布下台，由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默克尔接过权力棒。默克尔上台初期，中德关系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磨合期，她所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基本延续了施罗德时代的对华外交政策。直至2007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应，使双方关系陷入低迷状态。同施罗德政府的对华友好立场相比，默克尔改变了自科尔总理构建和施罗德总理升华的中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大了对中国的人权、宗教、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指责；在贸易上附和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多有责难；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方面态度消极保留。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在欧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国内企业界和媒体甚至无端制造中国留学生间谍案，指责中国企业攫取德国先进技术。德国社会中这种暗潮涌动的对华非理智情绪在科尔和施罗德时代是鲜见的，凸显了默克尔大联合政府的政策误导已经伤及了来之不易的中德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国的外交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领导人意志的影响；如果再次面对西方世界对华政策的反复，我们应持怎样的心理来看待，应持怎样的方法来应对；中德之间是否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而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能否继续“和而不同”的外交路线；中国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究竟能否为西方所接受？这些都是亟需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极其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前提下来重新审视中德外交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对西方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更缘于中国始终坚持的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制。面对中国的变化，除了美国学界针对中国崛起构建了多种战略对策之外，作为传统世界强国，德国的反应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德外交角色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处理好中德关系以及中国与外部的所有外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命题。　　 就外交政策分析而言，政策上的延续性、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无疑都提供了解释。但使用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则使我们能够更完整和科学地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现有的外交政策研究大多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是一种事后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形成历史教训，但在面对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则很难提出具有科学性的对策。因此，将理论的视角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途径，能够更好地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的有机融合。　　 在评价和分析中德外交关系时，实际上有许多逻辑线索、研究角度和思维模型可以参考和选择。那么如何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和视角，测量和评价中德两国关系会得到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本文尝试运用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视角，全面、科学地把握德国看待中国的变化根源，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也是本文研究的最终目标。为此，本文借用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范式的核心概念、原则及研究方法，来梳理和评价默克尔大联合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逻辑动因和基本影响，并试图对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思考做出一点抛砖引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