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中国在1840年被迫启动现代化,自此传统的封建王朝国家难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统治和治理,此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将"构建现代政府"与"培育现代国民"结合起来,如何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中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更加有效地整合社会、组织和动员各种资源来应对内忧外患的各种危机,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构建现代国家的突出特征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化建构过程的非均衡性。但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直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社会的乡村秩序也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而不断变迁。因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首先是实现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是进行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向民主政治转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中,这两者都对中国乡村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轴,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乡村秩序变迁的一个外来主导力量,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秩序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本文选题通过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恩施地区传统的内部差异如何影响其乡村社会秩序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发现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恩施地区与内陆其他地区相比,乡村社会的秩序演变和发展还具有独特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使其作为研究样本独具特色。全文以晚清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为大背景,把国家政权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互动关系作为研究主线,对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乡村社会的民间秩序、共产党政权在恩施地区乡村秩序中的行为与作用,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秩序施加影响,以及它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详尽的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因素的介入,国家政权逐步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下延。清末"新政"标志着政治权力向基层渗透的开始,这对基层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自此一直延续下来。1953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展开,意味着国家政权完全下延到乡村基层,尽管此后新的国家政权对乡村秩序控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仍有所变化和发展,但乡村秩序总的格局已经确立,这无碍国家对基层政治的控制与管理。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政权变换频繁,但各中央政权及地方割据政权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过程并未中断,各种政治势力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不断加大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力度。民国时期作为现代国家政权形式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进行变革,以期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纳入整个国家控制的政治体系当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基本完成以后,国家政权开始全面向地方基层渗透。由此,国家政权也日益将其触角深人到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部,企图打破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独占农村社会的格局,可结果却出现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受到打击而国家行政嵌人又无力维持秩序的局面。总的来讲,在20世纪上半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嵌入的过程中,是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形成了博弈状态,其结果是改变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一直由村庄内生秩序和地方权威维系的局面;但由于国家行政嵌人对乡村内生力量的替代并不成功,所以最终导致乡村秩序的全面崩溃。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渗透进一步加深,乡村的内生秩序力量全面萎缩,形成了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乡村社会的局面,新政权对乡村秩序的重构经过了 "破"与"立"两个环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首先在乡村完成了旧秩序的摧毁和新秩序的重建任务,对传统社会乡村秩序进行了彻底的打破与重塑,最后在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在全国包括恩施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社会的范围内也建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建国初,新生中国共产党政权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秩序的建构带来了恩施地区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的结构性变动,其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入、变动之深刻,在恩施地区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消灭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封闭与停滞性的旧制度,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种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建国初期恩施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社会保障,也初步解决了建构现代国家中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试图展现出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类似的民族地区乡村秩序演变的真实面貌,为展示中国农村社会的广袤与复杂,对当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如何进一步推进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