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都在寻求摆脱民族危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物”的追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制度”的变革后,优秀的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文化的改造,开展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潮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种思潮代表了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西化派一样,走的都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道路。不同之处在于,自由主义西化派,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全盘西化”,而现代新儒学则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儒学复兴”,试图通过“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现代新儒家把中国的危机,归结为文化的危机,认为传统道德的破坏,儒家伦理学的危机,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只有走“儒学复兴”、道德重建的道路,从人生观着手,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张君劢坚信“人生观”是文化之核心,建构新文化要从改造人生观,塑造“新人"开始。至于如何改造人生观,塑造“新人”?张君劢提出要复兴儒家伦理学,构建人本主义伦理学,通过“心力”之开发,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现代意识的理想国民。由具有自由精神的独立个人,创造具有自由精神的民族文化,中国就可以实现民族独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首先,本文分析了张君劢的儒家伦理思想复兴的理论。张君劢阐述了儒家伦理学复兴的必要性和理论根据。他认为,近代儒家的伦理思想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国内的反抗礼教的活动造成的,也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某些具体原则不适应变化了的时代造成的。张君劢认为,儒家的基本观念在本质是与现代化是一致的,儒家伦理思想的衰落是暂时的,最终是可以复兴的。张君劢试图通过道德之变与不变、一与多的关系,消解伦理学中的古今中外的紧张与对立,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化寻找合理性的根据。张君劢强调儒家伦理复兴的内容,是复兴儒家心性之学。张君劢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具有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特点。张君劢的人本主义伦理学,认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有对是非善恶进行判断以及自己行为进行选择的能力,而且个人必须对他的行为和选择负责。“人本主义”伦理学把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个人的主体性上。张君劢还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复兴的重点,是“侧重内生活之修养”,要通过内心精神的自我修养,保持人的心灵明净,使自由意志顺畅地发挥,形成对是非、善恶的正确判断。也会顺利地革除人的贪欲,人们就可以获得“正当之人生观”其次,本文考察了张君劢作为道德之本的“自由意志”理论。现代新儒家都肯定“心即理”,对于如何解释、论证“心即理”各人又有不同的观点,张君劢突出了意志的原则,强调道德乃是基于意志的自由选择。张君劢的“自由意志”是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论,汲取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学说”,还有康德的“自由意志”等学说而成的,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反映了其在道德的源头上进行中西价值观会通的努力。张君劢详细论证了自由意志的特点,认为自由意志是人天生具有的,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是心之自作主宰,是良知以意志而出。张君劢认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意志,人先天地具有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张君劢提出的“自由意志”道德本体论,确立了道德的内在根源性,挺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张君劢的“自由意志”理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奠定了新儒家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基础。第三,本文概述了张君劢关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的理论。张君劢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是作为科学主义伦理学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张君劢确立人本主义伦理学,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区分了知识与道德,划定了科学和伦理学的各种的研究范围,强调二者不能互相越界,也不应该互相替代。他同时强调,人生观问题的解决,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只有玄学(伦理学)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玄论战”时期张君劢把中西文化之别视为玄学与科学之别。后来,张君劢又把中西文化之别判定为道德与知识之别。他认为中西文化都没有处理好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中国文化偏重道德,忽视知识,结果近代自然科学不发达,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西方偏重知识,忽视道德,结果造成科学技术的滥用,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将人类拖入毁灭的边缘。张君劢在肯定知识与道德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的基础上,强调两者的并重和“相济以为用”。张君劢试图以德智主义、形上与形下的关系融通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知识与道德的融通。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我们依然能够辨析出道德本位的特点。第四,本文阐述了张君劢“以个人自由之发展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思想。理想人格的培养是传统儒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张君劢人本主义伦理学所要讨论的重要内容。张君劢受梁启超等思想家的影响,认为有着独立人格的国民,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张君劢认为先秦儒家是非常推崇独立人格的,随着“天下观念”的出现,造成了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和社会上的家族制,个人失去了独立之价值,独立人格渐失,奴性成为臣民的主要特征。张君劢认为奴性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张君劢仔细地考察了欧美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实质。认为是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促进了人们理性与人格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人生观,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借鉴欧美的历史经验,我们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注重理性与人格的发展。张君劢认为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张君劢探讨国民的独立人格的培养,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主体人格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换型,实现个人道德主体之挺立；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个人自由精神之发挥,培养自由独立的民族精神,养成新的中华民族性,实现民族道德主体之挺立,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第五,本文概述了张君劢的“个性主义”思想及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伦理.意义。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张君劢提出的“个性主义”原则,在处理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时,一方面,强调个人与国家并重；另一方面,又提倡国家本位说。在张君劢的伦理思想体系中,个人与国家并重和国家本位说并不矛盾。他认为,个人是小我,国家是由小我构成的大我,两者的利益,是高度一致、密切相关的。个性主义在民主政治的理想中,表现为寻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修正的民主政治”对自由与权力是有所偏重的。个性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伦理,就是要协调自由与社会公道的矛盾,总的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侧重于社会公道的。张君劢的探讨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六,本文概述了张君劢的“心力”说。近代思想家认为,要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受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的“心力”说影响,张君劢认为社会改革,应该从道德途径着手,注重国民“心力”的开发。张君劢的“心力“说,将挽救民族危机,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指向了人的自由意志之发动,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张君劢通过社会函变说(或机能论)详细论证了“意力”(心力)为体,经济、政治、法律为用的关系。张君劢所谓开发国民未开发之“心力”,主要是指国民现代意识的养成,包括“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张君劢希望由现代意识的“心力”(意力)之体,开出现代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用,从而完成民族建国的任务,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张君劢走的是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和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