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时代，FDI在国与国之间转移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FDI诞生之日起，FDI的区位选择作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就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FDI的区位选择更是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从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后，来自世界各地的FDI便迅猛涌入中国，到2002年已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从来源国角度来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等一直都是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进一步观察FDI在中国的分布，我们会发现FDI呈现同源国集聚效应。为什么在FDI区位选择过程中会有同源国集聚效应呢？同源国集聚效应的机制在现有研究中鲜有涉及，而同源国集聚效应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国别对比研究更是现有研究的空白。本文选取日本和中国台湾两大中国FDI的重要来源地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并进行了同源国集聚的国别对比。　　本文首先综合已有文献归纳出同源国集聚效应的定义，进而探讨了同源国集聚效应的五大机制，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的框架内，将这些机制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类。然后，本文构建了区位熵，发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东部沿海省市，日本和中国台湾FDI区位熵都大于1，说明同源国集聚效应是存在的。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构建了2000-2012年日本和中国台湾在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FDI的面板数据，对同源国集聚效应的三种机制——学习效应、集聚经济和制度环境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三种机制对日本和中国台湾FDI的区位选择都有着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具体来说，对日本和中国台湾企业而言，同源国集聚经济的外部性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均小于学习效应，腐败的营商环境均会阻碍跨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投资。而制度环境中的产权保护程度对中国台湾的影响更大。稳健性检验不但进一步证明了三种机制的存在性，还得出了三种机制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对于口本FDI而言，集聚经济和学习效应都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二者共同引致日本企业在中国东部沿海集聚;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台湾企业集聚经济的态势增强，而学习效应的影响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