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日趋成熟，金融数据的易获得性和金融现象的丰富性等条件为我们研究经济学、金融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本文利用前人研究的经验，对金融市场的配股现象展开研究，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深一小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发展是从确定性条件到不确定性，从信息完全到信息不充分假设来延续的。本文的研究对象最初是被用来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代理行为的。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行为往往会因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造成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并不能得到其想要的最大收益，而代理人却利用被赋予的条件满足自己利益最大化。具体到金融市场再融资，就是企业的代理人经理往往会利用会计手段操控企业利润，造成账面上的业绩虚增，企业规模扩大。在经理人得到委托人承诺的利益（如股权激励，高额奖金等）后，操控的利润会发生反转，企业业绩会下降。这就是最初盈余管理的对股权再融资后业绩下滑的解释。之后的盈余管理解释更加侧重于企业原股东的动机。在企业股权再融资之前，有目的的将未来的应计利润提前，而将现在的应计成本项目等摊后。这样，企业的业绩会“很好看”，当新的投资者相信企业披露的这些信息而买进时，他们付出了较高的价格。原有的投资者由于较高的股价而获利。之后，当未来企业业绩出现下滑时，股价下跌，新投资者会发现他们上当了。
　　早期的国内研究也是遵循这个逻辑，即盈余管理导致上市公司业绩下滑，配股资格线更是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我国特殊的可靠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注意到，盈余管理并不能解释强烈的配股融资动机和业绩下滑现象。首先是理论上的推导，盈余管理是指在不同的时间采取相机的会计操作，将应计收入提前，应计成本推后的行为。总体上，如果企业正常经营，其业绩之和在配股前后是不逊于未配股公司的;其真实业绩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显然这个结论与现实不符。
　　市场对于配股融资行为是负面印象——它被认为是“圈钱”。并且每当配股消息传出时，上市公司的股价会发生显著下跌。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股价下跌意味着配股融资后，企业业绩会下降。配股——圈钱——隧道效应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学者们开始探讨隧道效应的解释。隧道效应是指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自己在企业中的优势地位，将上市公司的资源利用过度负债、关联交易等手段输送到其私人利益的行为。隧道效应侵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企业绩效的下滑。隧道效应产生的根源是大股东的一股独大，股权制衡失衡，外部监管缺失。一股独大和股权失衡导致大股东有能力和动力去实现自己私人收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信息不对称使得内外部监管不力，加深了大股东的牟私利的可能性。另一个因素是，在股权集中不合理时，少数知情者会产生一种搭便车心理，不去花费成本去监督而是进行套利。张祥建(2007)等、王良成等(2010)一些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不但证明了隧道效应的存在，而且证明隧道效应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从盈余管理到隧道效应，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真相。但是，他们走了两个极端，往往认为非此即彼。要么认为盈余管理解释了全部的收益率下滑现象，要么认为隧道效应才是收益率下降的真正因素4本文在肯定他们的研究的同时，把配股公司的业绩下滑分成了三个部分，名义收益率下降、实际收益率下降和盈余管理导致的收益率下降。明确区分这三个部分澄清了以往学者的笼统、混淆，甚至是矛盾观点。名义收益率下降是总的收益率变化部分，他包含了各种因素引起的收益率下降的部分。本文主要将其分为两部分，实际收益率下降部分和盈余管理引起收益率下降部分。实际收益率下降部分用总资产经营收益率变化来表示，排除了应计项目的因素，客观的反映上市公司配股前后收益率的变化。盈余管理引起的收益率下滑用配股前后可操控的应计利润率之差来表示，估计方法为修正的Jones模型。为了尽量消除经营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也为了努力接近现实情形，我们用分别用配股前后两年（总共四年）的收益指标取算术平均，计算长期收益率的变化。为了消除年度因素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同行业相同规模的一组配比公司进行调整（事实证明，这一点是非常有效的）。
　　理论上讲，名义收益率变化应等于实际收益率变化与盈余管理引起的收益率变化之和。回归分析显示，回归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调整前和调整后名义收益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均是实际收益率下降，平均值为81.9％。根据调整后指标估计，隧道效应造成的实际收益率下降占总收益率比例为66.48％;次要原因是盈余管理，它能解释16.8％的下滑。本文在论证这个结构的同时实证的分析了引起上述结论的几点原因: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股权制衡、融资费率比、公司规模，GDP增长率。
　　学者们关于股权集中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结论有四点:二者正相关，二者负相关，二者成非线性关系，二者关系不显著。而关于A股上市公司配股这一特定事件研究上，学者们倾向于负相关和非线性即倒U型关系。本文的总体结论支持第二种观点，即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负向影响公司业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业绩越差。同时，其他股东的制约与业绩有正向的联系。第二到第十大股东股权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越大，制约能力越强，配股公司业绩下降的越慢，业绩表现越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对我们描述的三个指标影响并不完全相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影响名义业绩和实际业绩，但是对于盈余管理引起的收益率下滑影响不显著。股东的制约对三个指标的影响系数并不相同。
　　与我们通常的猜测不同的是，融资费率对三个指标均不能显著影响，出现了融资费率的软约束。这可能是因为融资费率过低，对比上市公司配股发行成功后的巨大收益，这个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公司规模对名义收益率、盈余管理有影响，但是对实际收益率影响不显著。
　　可以判定的是，GDP的增长率和配股公司业绩下滑有明显的关系。这反映在调整前GDP增长率与调整前名义收益率变化、实际收益率变化正相关。这说明经济环境好的时候，股价比较高，配股公司融资规模相应比较大。大股东转移的资源比较多，因而业绩下滑的较大。反之，在经济环境差的时候，股价较低，配股公司融资规模受到限制。大股东转移的资源较少，因而业绩下滑的较小。
　　从上述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减少配股公司的业绩下滑，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即实际收益率和盈余管理。可能的方式是，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加强监管。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更加审慎的核准配股公司的申请。
　　本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总结了两个简单的模型，分析了配股融资作为一种正常的融资方式的中性涵义;以及之后由于存在“隧道效应”动机，配股融资不可避免的出现过度融资和业绩下降。
　　本文的贡献在于1、对先前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运用模型推理和计量回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配股公司绩效下降问题。2、运用最新的A股可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将配股公司的长期绩效分为名义收益率、实际收益率和会计粉饰部分（盈余管理引起的收益率下滑）。首次将这三个部分的结构进行了定量解剖，并区分了各自的影响因素。3、澄清了以往学者们的一些争论，即三个指标不能笼统看待，隧道效应是隧道效应，盈余管理是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