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黎元洪接任总统,由于其无兵在手,对握有枪杆子的军阀们难以构成威胁,北京政权实际掌握于总理段祺瑞手中。与此同时,北洋集团因再无有能力与资望者统一全局而趋于分裂,由此形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加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出现了三大派接连执掌中央政权,其他地方军阀划地自理、力求自保的局面。晋系军阀阎锡山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被纳入了北洋体系范畴,在袁离世之后,其独裁统治结束,中央对山西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减弱。阎锡山虽然掌控山西,但作为一名地方军阀来说,自身实力终究薄弱,不仅难以与中央势力抗衡,更需要寻求靠山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面对复杂纷乱的政治局面,阎锡山凭借其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政治应变能力和自身精明谨慎的性格特点,周旋于政坛中互相争权夺利的强势派别,依据中央权势的变化转移来选择自己的依附对象,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因利而变。在皖系当政期间,阎锡山同皖系交好,积极响应听从段祺瑞等人的部署。当皖系落败,直系掌权之际,阎锡山又向曹锟等人靠拢。阎锡山虽骑墙于各大派系,但坚持不与之决裂,灵活应对。阎锡山在皖直两派之间游走不定,虽然与两派关系有亲有疏,有远有近,但根据其行为等方面来看还是更倾向于皖段。无论如何选择,其政治取向与选择都是以时势和自身利益为导向的,这既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自身性格及他人影响分不开。阎锡山的这种态度与行为虽然受人诟病,评价其为墙头草、投机取巧的典型,但从生存角度来说,如此做法使得阎锡山保存了政治实力与生存资本,使得山西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战火,相对安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事,维系了和平。通过考察阎锡山与两大嫡系北洋军阀的关系,亦可以折射出在传统价值体系趋于破产的情况下武人置现代国家理念于不顾的自我利益之表达和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那个混沌的民国何以未能走出强人势力控政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