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前,中国实施的是背离比较优势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肇始於1978年的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重新确立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一方面对内改革,让市场更好地配置资源以及寻找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在贸易一体化和生产的非一体化背景下,FDI与庞大的劳动力结合在全球市场上寻求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调整的过程,尽管这两方面的调整过程还远未结束。而这其中,外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外资只能以FDI的方式进入中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若干年的发展中已经逐渐摆脱了资金稀缺的约束。事实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资金输出国之一。一方面,我们保持了巨额的外贸顺差,同时又将外汇储备向海外投资。而中国宏观经济的储蓄率高达45％以上,家庭储蓄率也在35％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吸引大量的FDI。换句话说,在资金不稀缺的角度,为什么中国对外资的偏好超过内资,我们把这个问题定义为中国经济的FDI偏好。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偏好FDI?这样的政策偏好是否合理?这对于理解吸引外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评价FDI在中国的经济效率,乃至深入讨论未来的政策走向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不能脱离中国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宪政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的。在政府不可能以财政来支持体制内系统本身运转时,迫使内生的国家金融控制来支撑旧体制。同时体制内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反过来迫使国家迟迟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内生金融控制引致的金融扭曲使得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处于低效运行状态。　　 而且,内生金融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内金融体系下不能满足其投资和增长冲动。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只好更多地转从吸收FDI来支持本地GDP增长的融资来源。由于内外资政策的不一致,还导致了大量的“迂回外资”。这进一步扭曲了中国对外资的实际需求。在当前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形成中国经济独特的FDI偏好特征。　　 FDI流入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结合,在全球价值链分割的语境中,寻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了重要的力量。讨论在全球生产非一体化背景下FDI与外贸的关系是题中应有之意。与此同时,也累积带来了现在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困境——外部失衡。笔者认为外部失衡归根结底在于内部经济缺陷。FDI偏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区域经济增长分异和地方政府为FDI竞争的制度创新上。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内容在这个逻辑下得到了一个解释。　　 因此,本文分为9章。第1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国经济转型,从国家战略层次上说,就是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调整。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总结,提出为什么在国内资本闲置的情况还要吸引FDI,这些与FDI有关的问题是否可以纳入到同一框架。此后,简要概述了文章的结构、创新以及不足。　　 第2章文献回顾对研究中国FDI的文献分类进行了整理。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外资领域的争论和国内外理论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后,发现现在缺乏针对中国情况具有一般分析框架,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的外资经济。　　 第3章构建了一个中国经济为什么偏好FDI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具体考察了金融扭曲和财政分权对FDI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内生金融控制导致的金融扭曲与财政分权是FDI流入的重要因素。集聚效应不显著,进一步说明FDI进入中国不仅是为了“集聚租”,更多的是为了“政策租”。这是本文的核心思路,此后文章的逻辑都是基于这个分析框架。　　 第4章在全球生产非一体化背景下考察FDI与外贸的关系。在Aizcnman,J.和I.Noy(2006)模型基础上运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的计量分析方法得到中国外资和外贸存在互补关系。　　 第5章考察了中国在储蓄过剩条件下还大量吸收FDI的成因。如果从存款-贷款的对比关系来分析FDI引进,其合理性已经基本丧失。使用Chen C.et1.(1995)计量模型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得到FDI和国内储蓄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FDI与储蓄存在正向关系。　　 第6章考察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成因。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为出口扩张提供了来源。通过国际贸易,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一体化。便宜的劳动力和外来资本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通过国内市场消化掉,转而依靠出口。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长期累积的问题也开始以它独特的方式显现。这就是双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外部失衡。　　 第7章考察了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分异。基于1994-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地区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外资流入量的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出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第8章基于Branstetter,L.G.和R.C.Feenstra(2002)的文章,区分了民企与国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推演出FDI对促进地方制度创新的作用机理。尽管FDL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随着进入规模的扩大和领域的放宽,它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如何看待FDI对转型期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9章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做了个简单的回顾。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若干建议。笔者认为现在大量讨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原因都是集中在汇率问题的讨论,诚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正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自身的独特性造成了中国经济的FDI偏好,FDI以及由此带来的加工贸易尽管帮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带来了中国外部经济失衡。因此,解决问题必须从中国经济内部寻找原因。　　 中国经济的FDI偏好追溯根源在于经济转型内生的金融控制和财政分权制度的不完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关键的是要解决国内金融发展的问题,给一直受到歧视的民营企业平等的待遇,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加剧了对FDI的偏好,中国经济被独特的烙上了FDI偏好的印迹。从这一点上说,地方政府单纯的GDP考核必须转型,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二。　　 在金融危机的这个大背景来看，由于外部需求的减少,已经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仅仅依靠便宜的劳动力的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倒逼”着要进行改变。这不光是一个产业升级能简单概括的,在产品价值链的延伸与拓展或许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必须加速市场化进程,建立统一大市场。宏观经济政策应与上述调整相配合,并能促进这些调整的进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到消费导向转向,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在孕育着“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