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据有文字记载的已有两千余年。在两千余年的交往史,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和科学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和丰富多彩。通过友好往来和互相学习,促进和推动了两国间各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交流在唐朝达到了顶点。 及至唐朝,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代。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唐朝的律令制度也发展到了空前完备的地步。唐代的法律制度全面地反映了盛唐经济、政治和文化风貌,是封建法制完备和中华法系成熟的标志。唐律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对日本的封建立法产生重大影响。 奈良时代依托飞鸟时代构件的律令制度基架,如饥似渴地吸纳唐朝的吸纳先进文化,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营造出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景观。唐代律令制度对日本当时奈良时代政治体制的影响在于,使得日本实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完成了日本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尤其是仿照唐朝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更是构筑起完备的天皇制官僚体系。天皇制官僚体系的建立,对后世日本的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对日本法律典章的影响,使日本先后制定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等律令。《大宝律令》的颁布标志着大化改新的基本完成,而更为完备的《养老律令》的颁布,则标志着日本已进入了“律令国家”。 日本在奈良时代全面吸收中国的律令制度,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特色。当然,在吸收中也有基于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而进行的改造,建立了适应自己国情的、比较完备的封建政治和法制体系,为日本当时的社会进入封建制阶段提供了保障。日本由此急速发展为仅次于唐朝的东亚第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