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宣言》创作史的研究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一些问题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再研究;同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十分紧迫的重大课题。　　概括起来，《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问题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共产主义原理》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推衍出的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探索的同时，积极投入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活动中去，帮助这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进行了改组，并为其撰写了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宣言》创作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共产党宣言》的创作背景，就此而论，《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的创作史发端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活动首次相结合的时间”，即1844年。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党宣言》的整个创作过程浓缩了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以前的思想发展过程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发展过程。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一份“教义问答”式的纲领草案，即《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稿”。有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算不上《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稿”，其根据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之前有过其它纲领（比如“十一月公告”、“二月公告”）;同时，因《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它不是一份科学共产主义性质的纲领草案，甚至恩格斯是不是它的作者都值得怀疑。但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原始文献上的字迹表明，恩格斯确实是它的作者。恩格斯为了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一些成员相妥协以争取大多数盟员的支持，不得已做出了让步，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行文中掺杂了少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词句”，不过这些字句并不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主体内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性质是“革命的教义问答”。而且，在具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之前，也没有其他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提供过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草案。因此，《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稿’”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为准备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撰写的一份更为科学、详实的纲领草案，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稿”。通过对比《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的文本结构、思想内容和哲学基础，可以发现后者保持了前者的哲学基础和根本性质，二者之间是补充、发展和完善的关系，而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之间存在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异。　　《共产主义原理》历来为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诟病。这些西方学者断定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阐述的思想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一致。《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在极为匆忙和短暂的时间内写成的，因其写作的文献基础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因此恩格斯未能改变《共产主义原理》的文体形式——仍然采用了“教义问答”的写作方式。囿于《共产主义原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著作性质和“教义问答”的文体形式，它不可能反映出恩格斯在当时的思想全貌，西方“马克思学”所谓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多处“缺陷”并不能说明恩格斯的思想不同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原理》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稿”或是“直接草稿”，是当之无愧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独立起草的，虽然写作时间较短，但《共产党宣言》的确是马克思深思熟虑和反复琢磨的成果。以《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时间短暂为由来否认《共产党宣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深度的做法极不可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为了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全面对立”，特意夸大和捏造《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之间的差异，炮制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问题”。他们集中质疑的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历史观、共产主义观、人道主义观以及异化思想同《共产党宣言》不一致。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在1848年之前，还是在1848年之后，在上述的四个思想方面都自始至终保持了根本的一致。《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两部文献虽有细微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互补关系，《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典型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作品，否定其中任何一部文献，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稿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它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三个稿本”的创作各有贡献，“三个稿本”也不是“完全一致”。研究《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不能持有“褒马贬恩”的思维定势和理论预设，要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的前提出发，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方法来解析并回答其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问题的研究，所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问题。同“解释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更为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对《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特定的“文本”上，而要将其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各类文献进行解读和再研究，才能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　　《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不可忽略。通过讨论《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的作者问题、七篇序言和《宣言》正文的关系问题，以及七篇序言的理论价值和学科建设价值，能够证明《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与其正文是一个统一的文献，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进行研究，不能无视七篇序言的存在及其价值。七篇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概括和总结、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共产党宣言》传播史的简明介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再探讨和再认识等，都属于《共产党宣言》整体的思想内容。总之，在《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保持了思想一致。七篇序言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治学态度，无可辩驳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它决不是僵化保守的教条，而是一种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只有把《共产党宣言》的正文和七篇序言同它们各自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才能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