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严羽批评“以议论为诗”的诗歌倾向,表扬了唐诗和唐代以前的诗歌。然而他所赞赏的唐前诗歌中也包含大量的议论,可见问题是出在议论的方式上,而非议论本身。同时代的诗人,同样是议论的部分,陶渊明的诗歌被古今几乎所有的诗评家们所赞赏,谢灵运的玄言结尾被部分人所批评,同时被另外一部分人所欣赏,而玄言诗则被诗评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指责。可见议论的形式也有高明与否的差别,怎样才是高明的议论,这又是一个课题。本文考察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重要诗歌,梳理了诗歌中议论这一表达方式的演变。主要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中的议论。在《诗经》中,议论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需要,往往与叙述、抒情融成一体。同时,《诗经》的议论往往不讲究修饰,不避粗野,不避反复,感情色彩极其鲜明。《诗经》中的议论的针对性还极强,以实用为主要旨归。但其中已经开始运用一些修辞技巧,而且达到了一定的修辞效果,议论的文学性已经不知不觉地滋生。楚辞的议论同《诗经》相比,实用性减弱了,普遍性增强；其议论的对象也由外物转向自身；同时,楚辞的议论中体现的情感更丰富,更细致,更有层次。总体上,先秦时代的诗歌议论,大多是依托现实而发,往往议论和情感浑融一体,较少谈及人生问题,较少涉及哲理,大多褒贬鲜明。第二部分论述汉魏诗歌的议论。汉代的诗歌继承了诗骚的批判传统,并且形成了不同的路数,韦孟继承了正统的雅颂之义,赵壹在批判的感情强度上达到高峰,而梁鸿开拓了批判的蕴藉性。汉魏诗歌的议论不再专注于外在的人事,转而开始关注人生,渐渐培育出了哲理的品格,议论的情感取向已经不再是色彩鲜明的褒贬,不再追求强烈的对比,不再追求痛快的节奏。建安时期的诗歌议论,逐渐将目光凝注在更为深刻的内在生命,哲理性更强,而且出现了个性化的特色。第三部分讨论阮籍、嵇康和玄言诗的议论。嵇阮诗歌的议论已经深入到人生的最深层,把哲学意义上的广漠无垠的“道”拉入诗歌的境界。然而由于各种因素,他们已经不能像建安诗人那样意气风发地议论,而是慢慢淡化了议论的感情。阮籍的诗歌甚至连讽刺批判也变得含蓄起来。总体说来,嵇阮诗歌的议论已经开始迈入了哲理化、恬淡化的阶段。玄言诗继续了嵇阮的开拓,把诗歌的一切话题引向生命境界,在某种意义上使文学创作超越了一切功利性,从而凸显诗歌的审美性和纯粹性；然而,玄言诗忘记了审美接受的世俗性,驱除了普遍的情感,因而得不到普遍的共鸣。玄言诗人表面上似乎是驾驭了玄理,而实际上却是被玄理所控制。玄言诗为文学澄清了一种功利性,又为文学增添了一种全新的功利性。第四部分分析陶渊明诗歌的议论。陶诗议论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气象：它依托于现实人生,质朴而又高妙,深刻而又感性。议论性意象的创造使得诗歌的议论渗透到细节,两难议论的出现开发了诗歌议论的层次性和可味性,戏剧效果的加入增加了诗歌议论的可读性,虚词的巧妙运用则增加了议论的亲切感等等。这些都是陶诗议论成功的重要因素。第五部分讨论谢灵运诗歌的“玄言尾巴”。本文认为谢灵运诗结尾的玄言并非与前面脱节,而是与全诗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末尾议论是抒发真实感情的出口；还常常对前文有反哺之功。因而“玄言尾巴”这一描述虽然非常生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谢诗的一些特点,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实是非常感性和不太准确的。第六部分小结。本文得出了两个方向上的结论：一是唐前诗歌议论的演变,大致有以下几点印象：第一,从先秦到魏晋,是一个从外到内、从实到虚,从人事到人生,从事理到哲理,从较为肤廓的议论到较为深入的探讨的过程。第二议论渐渐从形象、叙事中独立出来,慢慢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表达方式。第三、从先秦到魏晋,诗歌的议论所蕴涵的情感越来越受到控制。第四,美刺传统得到了保持和发展,而其中“刺”的传统发展较快。另外一个方向是对严羽对“以议论为诗”的重新认识：诗歌是不排斥议论的,但应当以艺术的方式存在：其一,“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其二,议论可与形象的结合,其三,议论可与故事的结合,其四,议论应当增强本身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