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污染、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升级转型,我国提出要在2030年完成碳达峰任务,2060年完成碳中和任务的宏伟目标。现阶段,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还要承担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经济激励手段成为解决环境治理中市场失灵现象的重要举措。长久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环境绩效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特别是围绕政府监管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围绕政府经济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空白。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从政府经济激励中的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展开研究。选取2012-2019年期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旨在讨论不同维度的政府经济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深入分析“政府经济激励—研发投入—环境绩效”的影响路径。进一步地,本研究基于产权异质性视角,深入探究所有权性质不同的重污染企业中政府经济激励对环境绩效影响机制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都有利于推动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开展环境治理活动,并提高其企业环境绩效水平。第二,政府补助能够通过研发投入间接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税收优惠对企业环境绩效仅存在直接影响效应。第三,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应更突出,而税收优惠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更明显。第四,不论何种产权性质企业,研发投入都只能在政府补助和环境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且这种中介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探究了政府经济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构建“政府经济激励—研发投入—环境绩效”的研究路径,不仅拓展了环境绩效的研究视角,还弥补了学界关于政府经济激励和环境绩效两者关系研究内容的不足。此外,本文基于企业研发投入角度分析政府经济激励和环境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发现了政府经济激励和研发投入在重污染行业环境治理中的环保效应。研究结论旨在为完善我国政府经济激励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和环保研发创新绩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