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全球冷战将大陆文坛也挟裹其间,政治意识形态湮没了文艺审美建构,深刻地规约着美国文学翻译的走向与诉求。为细致把握翻译文学同政治冲突的交相互动,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法和历史档案法,并依托叙事理论（及形象理论）来搭建概念框架,由此观照《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十七年”的翻译与误读,力图阐明相关重叙者如何动态地协调了自身同文本、作者、社会、政治的联系。研究发现,《麦田里的守望者》于1963年被译入新中国,沦落成仅供高官、学者传阅的“反面教材”——“黄皮书”。在公开评论中,学者董衡巽将该部“黄皮书”重叙为“垮掉派”的代表作,借此鞭挞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腐朽”与“颓废”,从而确证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优越”和“进步”。但另一方面,译者施咸荣则复现了原著对现代性的反思,还作品以“先锋小说”的本位形象,随之产生的颠覆叙事不仅悄然开辟出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更在最终演化成催发“文革”思想转型的精神酵素。大体上讲,“垮掉文学”同“先锋小说”的形象冲突,是政治同诗学的冲突,是本土同异域的冲突,是自我同他者的冲突,归根到底,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叙事冲突。该项描写-分析型研究既强调宏观层面的语境考察,又注重微观层面的文本细读,力图用一种宏微相织、史论交融的阐述方式,钩沉起翻译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纠葛,由此推动社会叙事学的发展、翻译形象学的探索以及翻译文学史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