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能够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价值凸显,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黄金”和“石油”,行政管理机构、信息服务提供商等各社会参与主体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充分发掘可以实现其政治、经济利益。由于公民个人信息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潜力,越来越成为犯罪所指向的对象。尤其是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呈现出数据化;政治、经济价值凸显;公共性等诸多新特点,使得其更容易成为犯罪侵犯的目标。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产生及流动会涉及到公民个人、管理机构、信息服务提供者等诸多主体。该罪侵犯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公民个人,还会向公共化、多样化方向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呈现出公共性特点。该类犯罪呈现高发多发态势,不仅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且与电信网络诈骗等下游犯罪相结合,社会危害日益严重。通过法律制度的合理设置,在充分发挥数据信息的政治、经济价值与防止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滥用之间寻找理想的平衡,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命题。目前,我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刑法修正案(九)》、《网络安全法》和《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成为规制和制裁该类犯罪行为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本罪的犯罪主体经历了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变过程,单位也是本罪的犯罪主体。该罪的犯罪对象为公民个人信息,其范围包括中国公民和其他国籍、无国籍人。对公众人物等个人信息曝光范围较大公民如何保护、单位信息是否属于本罪犯罪对象等本文进行了分析。该罪的行为方式主要为两种: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两高《解释》主要从信息类型及用途、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身份性特征、主观要素等方面,对“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危害性达到值得刑法科以刑罚和制裁的种种情况涵盖在内。经过本文分析发现,目前刑事相关法律对本罪的规定存在:法益界定不准确;欠缺对“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定;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认定标准不明确等方面的不足。结合本人的司法实践尝试性的提出:确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公共性;对“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合理规制;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的认定标准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