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些年来,随着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以下简称EMI)在欧洲、亚洲非英语国家的迅猛发展,高校EMI实践已经成为非英语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一个中心问题(Dang et al.2013)。自从2002年被正式引入德国高等教育领域以来,EMI在德国的发展势头强劲,德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留学地之一。本文将结合Spolsky(2004)的语言政策分析框架和Shohamy(2006)的语言政策机制,从欧洲、德国国家和德国大学等三个层面分析德国高校EMI政策与实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辅以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为236个政策文本(其中包括171个高校的国际化战略),共包含1,642,750个词。语言政策分为显性和隐性维度。显性维度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在1982-2016年间出台的语言政策。隐性维度是指各个层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主要包括1999-2018年间欧洲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的公报和伊拉斯谟(Erasmus)项目的年度报告,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德国大学校长协会(HRK)在2001-2019年间的报告和年鉴。语言实践包括德国高校EMI的数量、类型和EMI项目入学语言要求以及各个高校制定的国际化战略。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欧洲层面的显性语言政策支持“多语主义”,而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将流动性与高校国际化和高质量等同起来,隐性地促进了EMI的发展。德国国家层面的三个机构虽然关注到了EMI项目对德语地位的削弱作用,但他们认可EMI对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提升作用,这隐性地促进了英语在德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使用。德国大学的国际化战略将EMI等同于高校的国际化形象、国际吸引力以及高质量,这在实践层面促进了英语在德国高校的使用。第二,上述三个层面的机构都认可EMI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文本对EMI都采取不同程度的回避态度。分析发现,“英语”、“语言”、“多语”等与语言相关的词在这些层面出现的频率呈递减趋势:欧洲层面对“英语”的回避程度最高,德国层面次之。第三,德国通过独特的语言政策机制应对高等教育领域的EMI全球趋势。BMBF、DAAD和HRK三个机构通过资金支持、推广指导、奖励授予等措施,形成了“促进国际化”、“提升流动性”、“提高质量”、“提升德语地位”等四个方面的机制,促使政策文本中隐含的语言意识形态转变为语言实践。本文验证了Spolsky的语言政策分析框架对分层探究德国EMI政策与实践的可行性,丰富了Shohamy语言政策机制框架的应用,为其他国家探究本国EMI政策与实践关系提供借鉴,也为高校的EMI发展实践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