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先进分子诉求“吃饭要紧”的生存权,到21世纪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持续不断地得到吟诵和高歌。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的认识与实践并非直线式的一层不变,而是根据其在不同时期中心任务的不同而对民生进行了不同的研判,使得民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转化,并不断的向执政中心发展演进。发掘、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历史变迁,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可以为当代民生建设的转型和发展提供鉴戒。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民生问题始终是进行建构和谋划革命和执政的基本叙事主题之一。民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和最高价值之一,有其历史必然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与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民生价值的基本依据。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民生思想资源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的人民生计关怀与民生价值的阐述则直接影响党的民生观念的形成。而当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为自由主义无法解决中国民生日困苦恼彷徨的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则使得民生与社会主义之间迅速觅得了历史与价值契合性,并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价值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创造社会制度上的条件。基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宏大叙事,改善民生还不能作为一个首要与直接的目标价值而进行实践。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非是一个显性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的认识与实践过多地是为了发挥民生的工具价值去支援和服务革命。虽然如此,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始终从民生保障的实践中建构着的民生观念,实现了对于民生的主体、保障民生的基本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认识与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民生观念的建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之后对中国民生问题进行探索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党的历史地位和中心任务发生了转变,使得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方位随之发生了转移。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工业化背景下而全面民生实践开启期,民生首先需要生产进行物质的保障,但是追求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使得民生不得不做出让位,去支援和服务于这个工作的中心。“先生产,后生活”的国民经济安排使得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承担的是“战略性负担”或者“政策性负担”的角色。但是随着对于“先生产”的绝对化强调,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逻辑的形成,不但使得民生被持续压低,而且就连“生产”这个民生的基本物质保障手段也实现革命化了,进而造成了民生本身的革命化。这表明,民生的保障和改善必然需要生产这个物质基础,但是不能将生产绝对化,为生产而生产,造成社会主义生产偏离了满足民生需求的根本目的。此外由于民生问题具有层级性,因此解决民生问题不能、也无法超越民生需求的历史阶段,也不能用革命精神道德取代生产和民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判断民生的历史方位,正确处理发展和民生关系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民生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一条既要保障民生以促发展,更要用发展惠及民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民生观念。在这个崭新民生理念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在矫正文革时期民生观念异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新型民生观的重要建构。主要表现为：其一对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行价值再审视,不但实现了民生由“政策性负担”角色向国民经济发展出发点地位的转化,而且民生被确立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其二制订了科学而系统的民生目标。民生目标实现了从“三步走”战略中温饱、小康、富裕到全面小康社会中“五有”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系统化与具体化的定制；其三实现了民生形态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政府主导型向共建共享型的转化；其四形成了以“五位一体”保障民生建设的新格局。改革开放时期以发展惠及民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自觉”,凸显了民生与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的统一,展现了民生过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