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型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体现了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区域内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的交叉特点。合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安排和保护对资源永续利用、农村生计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随着人口激增以及经济、技术、环境的持续变革,我国很多地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日益为单一栽培和规模经营所取代,由此导致了作物遗传多样性丧失、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趋同化、农业生境恶化等严重问题。而在那些生态环境独特、远离集约农业生产区域,依靠传统方式来发展生计的民族地区往往维持着较高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这种以地域性农民经验、传统知识和生态文化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方式本身表现出较强的生产力和恢复力,对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稳定和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这些地区也面临着管理技术和方式变迁,传统品种流失、传统知识消亡等诸多问题,追求现代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福利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危机及传统生计的变迁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发展的选择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滇西北藏区就是一个典型区域。本研究以“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为题,立足于民族生态学视角,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滇西北藏民族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的知识、技术进行整体考察。研究首先探明了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牧生计空间格局,该格局以村寨聚落为核心,神山、森林、牧场、村寨、耕地、河流等固定要素呈上下延伸状或四周放射状扩散,在系统内稳定镶嵌,由此形成了滇西北藏区河谷兼作旱地、水田,矮山和中山兼作旱地、草场,高山放牧的垂直立体多经济类型的农牧生计布局。藏区所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方式都是在这个生计空间格局内产生、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其次,探讨了滇西北藏民的土地分类体系和管理方式。对土地性质的精准认知和分类决定了藏民族在农作物种类、品种以及相关农业活动投入方面的行为选择,保证了藏区农业传统知识和生产行为的多样化。第三,总结了滇西北藏区不同时空条件下丰富多样的混作、轮作等种植技术,分析了传统种植技术对藏区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安全性、稳定性所产生的影响。多样的种植技术体系使藏民能够充分适应高原立体环境,形成了传统生计对环境较高的生态适应水平,支撑着滇西北藏民族的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对滇西北藏民农作物的种子管理多样性进行考察,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民的种子来源体系、种子交换体系、种子晾晒储藏体系。多样性的种子管理技术与滇西北高原环境异质性相适应,在藏民可掌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农业生产效益最大化,为当地藏民的农牧生计活动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对滇西北藏区传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及风险管理方式进行总结分析,指出了农业风险传统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研究认为,滇西北藏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模式是有民族特色的,适应当地环境的,同时也是有生命力的。任何关于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思路或者措施策略都必须以满足当地藏民传统生计的需求和适应传统发展的方式为主要目的。既不能盲目借鉴外来的发展模式,更不能“一刀切”,否则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藏区生态文化网络的崩塌,从而产生不可预知的生态和社会恶果。同时,滇西北藏区的研究也证明,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传统并非截然对立,现代农业的一些技术方式需要向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向改变。愿意执守传统的特定民族并非一定排斥新技术,或不具备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只要新的发展选择与其传统生计文化和适应性产生某种契合点,二者即可完美结合形成合力,从而创造出当地社会文化发展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传统”。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管理方式是传统的“发明创造”,是融入藏族核心文化的发展模式。2、滇西北藏民多样性的传统管理方式有效保存了地方农业物种和品种的多样性,促进了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3、滇西北藏区特定农业技术体系的利用和农作物分布的边界跟当地藏民的文化边界相吻合,具有专属性和独立性。4、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的技术知识是滇西北藏民生计文化的内核,外力推动的农业技术变革和发展只有充分融入藏族生计文化内核之中,才能发挥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