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话语由国家主导的政策文件,到人人相关的社会实践,再到媒介呈现的话语产品,每个环节都受象征性和政治性背景的左右。在关乎国民健康形象、百姓日常民生的医疗话语上,媒体对于“可说与不可说”、“如何说”的考量显得更为谨慎。本文从医疗改革社会议题的媒介话语生产实践出发,寻找生产机制和媒介呈现中蕴藏的权力及意识形态互动方式。本论题首先考察新医改话语生产的机制性常规。电视新闻媒体受制于它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角色与身份,在医疗场景的建构过程中寻求政府媒体、商业媒体、公共媒体三种属性的平衡。在机构属性和技术常态的基础上,新医改的选题架构通过生产行动者对新闻来源、话语主体和事实材料的判断和取舍来完成。为了分析媒体组织内部和外部力量对话语生产的动态影响,本文提出社会议题的媒介话语空间概念,用话语空间和“敏感区域”的控制和突破来考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介入方式。媒介生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游移于话语空间的“边界”内外,成为一种控制与突破的权力“游戏”。意识形态的统摄力量体现为在特定社会议题的话语空间内选题禁忌的自觉与他控；话语空间的突破乃是官方话语“赋权”和新闻生产行动者专业主义追求的结果。把三年内央视新医改的报道样本作为总体来考察就会发现,新医改的电视文本之间呈现出一种话语冲突的状态。通过新闻故事对新医改同一阶段的实施效果作出描述和评价,电视报道却呈现出对立、割裂的新医改图景。这种话语冲突主要体现在叙事框架对立和医生、患者参与话语生产的身份差异上。反观话语生产的机制性常规,大众媒体对新闻来源、媒介框架等环节的路径依赖造成了话语冲突的客观存在。通常来说,电视新闻产制遵循由新闻来源确定话语主体、由话语主体决定报道立场和新闻框架的常规路径。电视新闻生产者试图在话语空间的“宽容度”内突破常规话语方式,这些尝试构成新医改媒介话语中的生产实践创新。媒体话语与官方话语在个体事件中的“偶然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在较为客观的展现医患生存境况、引发制度拷问的同时,回归大众媒体的社会引导功能。尽管话语方式转向具有偶然性,但个案及其累积效果正在发挥作用,为话语产制方式的变革积蓄力量。在独立的地方新医改个案中,陕西省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独树一帜,改变了市场化运作模式,使神木成为中国医疗保障水平最高的地区。然而,新闻媒体的介入使其舆论走向经历了数次起伏回落。从关注、质疑、肯定到失语,大众传媒介入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囿于新闻话语生产的权力系统运行方式。本文将神木事件作为完整个案,以媒介文本与深度访谈为材料,试图揭示“全民免费医疗”话语从建构到消解过程中媒体生产与权力主体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