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是一位跨越现代和当代的作家,一生共创作、发表二百七十余篇作品,涉及小说、散文和戏剧等多个领域。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师陀文学创作的重心由小说和散文转向戏剧领域,并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里,戏剧创作成为师陀后期文学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十七年”时期,文学界形成了一股历史剧创作热潮,师陀顺应文艺潮流,开始进行历史剧的写作。本文以师陀在“十七年”期间创作的三部历史剧《伐竹记》《西门豹》和《列御寇》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时代背景,对师陀的历史剧创作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阐述师陀戏剧创作的历史背景。分别从“独特的人生体验与文化滋养”和师陀“十七年”历史剧的创作机遇两个方面,分析师陀踏上戏剧创作道路的整个过程,兼叙师陀在进行历史剧创作过程中所秉持的创作原则。第二章探讨师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的主体建构。首先结合文本探究师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的主题,即深切的人文关怀;其次分析“锁闭式”戏剧结构在师陀历史剧中的运用;然后从“结构方式”和“表现形式”两个角度解析其历史剧戏剧冲突的设置;最后分析师陀历史剧的叙事模式。第三章分析师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的艺术特征。师陀十分注重对戏剧氛围的营造,通过舞台布景和“意象”的使用,达到渲染历史剧氛围的目的;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师陀善于在“忠奸矛盾”的对立中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语言运用方面,师陀将具有“诗化”特征的语言与河南方言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中原特色。第四章是对师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的限度思考。将师陀的历史剧创作放入“十七年”泛政治化的语境中,明确其作品呈现出来的轻松幽默的叙事风格和辛辣的讽刺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十七年”时期以“崇高”作为文艺创作主导的单一创作思维,为此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增添了新的变奏。但师陀的历史剧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席勒化”倾向和“人民力量”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历史剧思想深度和审美效果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