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农业合作化已完成,在国家的倡导下,临沂地区发起稻改运动,大规模改旱田为水田以治理涝洼和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将水稻化和水利化作为实现农业大跃进梦想的重要途径,给予了高度重视。随着三年大饥荒的到来,稻改运动逐渐悄无声息。饥荒过后,水灾接踵而至,人们再次探寻温饱之路。政府认为稻改是增产的捷径,1962年以后,临沂地区的第二次稻改开始并进入了从重点示范到全面推广的新阶段。文章试图从政府和乡村两个层面构建出临沂地区稻改运动较为完整的图景。政府是稻改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也是稻改的获益者。乡村是稻改运动主阵地。政府借助村干部的权力介入村庄的生产生活,推行稻改运动。在村干部的强制性动员下,群众被迫接受稻改,并维持了较高的劳动效率。稻改运动又是乡村自力更生的农业生产运动,群众投入密集甚至超负荷的劳动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群众付出的超额劳动带来了水稻产量的提升,继而影响了当地的乡村变迁。水稻化带来了乡村水利化发展和当地生活水平的提升,群众的日常劳动量和劳动范围也大为扩大,以政府为主导的水稻种植技术的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乡村生产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