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通行的“尤、杨、范、陆”顺序论述“中兴四大家”词学。作为目录学家,尤袤在保存词籍上有自觉的文献意识,虽仅存词籍之目,实开风气之先。作为程颐的后学,他承继了二程的词学观,严守文体尊卑等级。杨万里的词学观表现为：即兴随意的创作态度,词为“小道”的词体功能观,卑视词体的文体价值观,主张词要“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批评歌功颂德、雕琢华丽的词风。范成大亦以随意、不严肃的态度作词,以词为助兴之资、记载轶事之具,他排斥词体的俚俗,欣赏苏轼、姜夔等人的“雅词”,创作上也存在明显的雅化倾向。陆游认为词起源于唐末,且“愈变愈薄”,是一种不祥之物,正派人士不为。他一方面轻视词体,一方面又乐于作词,重视词的审美特质,欣赏清新自然的词风。陆游看重自己的“诗人”身份,在他心中,词是无法与诗相比的。“四大家”的词学,反映出宋代词学由苏轼到辛、姜过渡时期的两种发展趋势。对于南宋词学,人们更多的是关注鮦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张炎《词源》等一些已成体系的“理论”,对“四大家”的词学重视得不够。“四大家”对词学史做出各自的贡献,但成就又是有限的,不应过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