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理性一直是哲学的重要问题,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将情感与理性斥为两极,情感被视为与理性相对的东西;而中国传统哲学却是重情的,孔子的“仁”学正是以情感为切入点,并且这种情感涵摄了理性,即理性化的情感。朱熹哲学中的情感也是如此,早已融入了理性的因素,完成了理性的内化,但其学说中又有道德理性凌驾于情感的特征。本文主要对朱熹哲学之中“情”“理”范畴及其关系进行研究。本文所讲的“情”与“理”是一个大观念,不仅包括“情”与“理”概念本身,还包括所有表达“情”“理”观念的概念,如表达情感的“仁”、“爱”等观念,表达理性的“礼”、“法”等观念。在朱子的语境中,“情”观念的范围覆盖了四端之情、七情之情、思维知觉念虑以及人欲;并且,“礼”作为“天理之节文”,“性”作为在人之“天理”,无疑都属于“理”的观念,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具众理”的理性力量,即“宰乎情”的“心”。对于情感与理性二者的关系,朱熹哲学中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缘情制礼”、“性体情用”以及“父子相隐”之“直”这三个方面。首先,礼作为“天理之节文”,是圣人缘“人情”而作的;其次,恻隐等四端之情根源于仁义礼智四性,性作为“理在人心”,是隐微难见的,而情则是性之发用,从情即可见理;最后,由“父子相隐”一案切入,这种本乎父子亲情的、“顺理”之“直”体现了人情与理性的融合。但另一方面,朱熹基于理学家的道德理性主义立场,必然会导致对于“理”的偏重,体现为“动循礼法”、“存心节情”、“明理胜私”三个方面。首先,从朱熹对于《论语》中记载的卫国父子争国以及宋时著名的濮议事件二例的相关讨论中,可以看出他以礼法为重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亲情被天理压制了;其次,“情”在朱熹哲学中并非只有“四端”之情,还有“情或有不正”的情况,此时需要“心”这一理性力量对“不正”之情进行规约、抑制;最后,天理、人欲在观念的角度而言正是“理”、“情”的体现,“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熹主张“天理之公”压倒“人欲之私”。朱熹的情理观对后世儒家的情感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重新审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正确处理儒家重情伦理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