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自2010年全面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日益增长。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在此之前,东盟曾连续7年作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各成员国关税减让的政策红利,如今自贸区内超过90%的商品都已经享受“零关税”。但是,伴随着关税的大幅下降,其对贸易增长的驱动作用必将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殆尽。寄希望于继续通过减让关税来促进自贸区经济深度一体化,显然发挥作用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已有研究表明,在低关税时代,缩减跨境贸易时间实现快速通关很可能是推动贸易额大幅增长的重要手段。近些年,关于时间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相关研究基本存在于欧美学术领域,亚洲地区尤其是我国学术界涉及这一指标的研究较少。其次,大部分研究以实证分析为主且较为碎片化,在理论层面上缺少时间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最后,现有文献大多以单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忽略了时间对国际贸易影响可能存在的区域差异。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贸易时间引入中国-东盟自贸区跨境贸易发展研究,以期丰富我国在贸易时间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梳理时间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为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跨境贸易发展进程提供相关建议。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所提供的各国贸易时间指标,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9个国家2007-2015年的出口贸易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贸易时间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时间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出口贸易总额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进口国进口贸易时间每降低10%,可使出口国出口贸易总额增加4.10%。平均而言,进口国进口贸易时间每减少1天,相当于双边距离减少48公里,充分说明贸易时间对双边贸易的阻碍效应不容小觑。此外,我们发现贸易时间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相对于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内贸易,降低贸易时间对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中间产品贸易相对于最终产品贸易受贸易时间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在关税削减红利已经基本消退的自贸区环境下,通过缩减贸易时间以提高贸易效率,可以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出口贸易的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本文共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其次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思路进行总结陈述,梳理了本论文的结构框架和内容,最后归纳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方面对贸易时间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经济学方面以国际贸易理论为主,包括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管理学方面以价值链理论为主。第三章是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时间现状和贸易发展现状。第四章是实证分析。首先介绍整个回归模型的构建过程,包括提出假设、模型设定、样本选取、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等;其次是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模型选择与估计、实证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等。第五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总结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时间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结论,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从国际贸易理论、价值链理论和贸易便利化理论三方面总结了时间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基础,使人们能够更全面的理解时间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人们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时一直借助国际贸易理论,然而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突出的表现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生产网络下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所以加入价值链相关理论、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可以对当前的国际贸易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第二,丰富了当前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跨境贸易的相关研究,尝试将时间因素纳入贸易成本评价指标中,能够让人们从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跨境贸易,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参考方向。第三,之前很少有学者从贸易时间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对外贸易,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拓展了人们看待我国国际贸易的过去和现状的视野。由于对贸易时间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文本也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当前仅能获取到贸易时间的总体数据,所以本文给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还无法细分至贸易流程的每个环节;其次,在实证分析中,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局限于有限的研究样本,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打了折扣,这些不足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重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