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在探寻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大学的发展之路时，要像重视国外经验的借鉴一样，充分关注和研究现代中国大学的本土经验。前人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艰难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它们理应成为继续前行的不竭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作为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本文通过以公共管理理论和博弈论为理论框架和思维工具的研究范式，剖析现代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崭新公共组织以及大学校长作为这个公共组织领导者的社会使命和价值所在，揭示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现代大学在精神和思想与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太学或国子监等只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完全不同，而是一个与新时代和新社会与时俱进的完全新型的公共组织;为全体公众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是它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一特征有着一个逐渐显现的过程，但其发展的脉络清晰，发展的势头日趋强劲，中国现代大学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自己在中国社会的定位。　　在博弈论的观照下，作为社会的一个公共组织，就其外部关系来讲，现代大学要处理好与政府（在近现代中国它还常常表现为政党）、社会各界和相关大学的关系;就其内部关系来说，不仅在系科发展方面存在着文科与理科、理论与应用等，在人员构成上存在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等方面的多重博弈，更在组织功能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方面、时间维度的当前与长远等方面存有多重更为深刻的博弈。以上这些大学所面临的多类、多种及多重博弈，在大学的具体办学实践中，都必须大学校长来实际面对。大学校长作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学校自身利益的人格化象征，一方面履行着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及使命，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大学行为与政府要求、大学目标与社会期望等方面的均衡与共处，在纵横捭阖的坚守与变通中展示治校的方略与风格，尽显个人魅力与风采。　　而大学校长们如何面对和进行博弈，既是个性使然，更是时代使然。详而言之，校长们的博弈，固然折射着个人的经历和秉性等因素，但常常更反映着时代的色彩和特征:同时，不难发现的情形是，不同的大学校长处置同样的博弈，有时会有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是基于不同的社会观和大学理念，其中常常有深意存焉，是探究其办学特色和治校智慧所必须认真顾及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对于大学校长的研究，始终是中外高等教育研究弥久而常新的议题，而剖析某一特定时期大学校长的治校情况，也将有助于更真切、准确地把握那一时期大学的风貌和特色所在。　　为此，本文对胡适、郭秉文、罗家伦和吴有训等四位在1949年前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贡献和影响大学校长进行了个案解析。这首先是因为，这四位校长执掌的大学都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状况及历程。尤其是郭秉文、罗家伦和吴有训这三位大学校长，他们几乎是前赴后继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等不同发展时期掌校，对他们的研究，将有助于透过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的成长历程，感受中国现代大学的独特性;其次，可以看到，这四位大学校长虽然在办学的路径和追求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但基于经历、境遇乃至秉性的不同，他们的治校方略与风格却有着不小的差异。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现代大学校长治校风格的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在现代大学的发展演进中，中国本土历程与经验的充沛和丰饶。由此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虽然现代大学在中国仅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但这期间中国社会之激荡，以及现代中国大学虽历经艰辛，但对国家和民族贡献之巨，使得中国现代大学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西方大学几百年的历程，并已在事实上为今天的崛起和发展，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本文认为，当下要认真梳理前人的积淀，创造性地探寻继续前行的道路。由本项研究引发的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主要有四:　　其一、坚守学术本位，服务国家长远利益。坚守学术是大学与其他社会公共组织的最重要的区别所在，也是大学服务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不可能为其他社会公共组织所取代的最主要的社会功能所在。　　其二、在服务本土和国家的过程中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凡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推动和引领所在国家及区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建成的。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也将是中国大学更好的服务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　　其三、努力完善和构建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在机制上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和谐互动，在观念上准确把握和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并充分体现资源意识和效益意识将是构建与国情和校情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时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其四、积极推进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在中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着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必将伴随着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出现。在这过程中，有多位具有职业素养的校长前赴后继地服务和引领同一所大学的持续建设与发展，也将是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文最后提出，中国大学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挑战，可概括为要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或关系:在教育的整体把握方面，要处理好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共举的问题;在教育的现状改进方面，要处理好规模拓展与质量提升协调的问题;在大学的管理运行方面，要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互补的问题;在全球背景方面，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国际合作并重。　　面临这样的挑战，重视现代大学的中国本土经验和资源的整理和发掘非常必要。要让现代大学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