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3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动荡的时代，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在国民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华大地上各级矛盾不断加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在这样的时空之下，牢狱成为了这个时期的高频词汇，尤其对于与国民党政见相异的左翼作家及其他成员，牢狱更是成为了他们随时准备面临的归宿。其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较大反响的，有左联五烈士的被捕牺牲，应修人的被害及丁玲的被捕，瞿秋白的被捕及被杀，等等。普遍的“牢狱事件”自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时代性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话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左翼作家对“牢狱中国”的现实环境做出感应与反应，他们除了发表宣言，进行直接的声讨和反击外，还自觉不自觉的把这种受到社会广大关注的普遍的牢狱现象作为重要的文学题材，并将之纳入到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视野，从而使这种“牢狱文学”成为一种有独特意义和鲜明倾向的左翼文学现象。周立波最早注意到这种文学现象，在1935年的评论中将“以牢狱为题材的小说”称为“牢狱文学”。到目前为止，对30年代的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周立波对牢狱文学的定义，对其中的“牢狱小说”——以牢狱为题材的小说创作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解读。　　 本文主要通过三部分来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通过对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的介绍，认识到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的复杂和各种矛盾的尖锐，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对文化的压制与迫害，促成了左联的诞生，伴随左联而来的是更多左翼作家的被捕入狱。层出不穷的牢狱事件使“牢狱”一词在整个三十年代成为了多频词汇，牢狱文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富起来。　　 第二部分，“牢狱小说”体现着鲜明的左翼色彩，对于囚室之丑恶的暴露中就蕴含了强烈的批判;在对牢狱主体——囚犯的讲述与刻画中，我们看到了英雄革命者的豪迈与坚定，也看到了底层百姓的冤屈与血泪;通过对冤狱的控诉，作者将读者的视野拓展到了牢狱之外的社会，进而指出“官逼民犯”社会现实，牢狱的地域性由此延伸到整个中国，展现出一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牢狱中国”图。　　 第三部分，二元叙事，这些牢狱小说的叙事有如下几个特征，由于大部分牢狱小说的创作者经有或长或短的牢狱体验，所以相比较其它题材来说，牢狱小说具备更强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纪实性，记录了出那个时代牢狱里的内幕及方方面面;在残酷的现实描写当中，这些牢狱小说还体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如文中正面主人公对酷刑的无畏，信念的坚定及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描绘，弱化死亡的威胁，对英雄的高大全形象的塑造，以及对苏联意象的向往等等，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牢狱故事基本有两种模式:通过“我”的所见，叙述牢狱统治者及龙头等统治阶级与底层囚犯的冲突与矛盾，这里，统治者及龙头常常是残忍、贪婪、阴毒的，靠非法手段摧残与压迫、剥削着底层囚犯，将世间的牢狱活脱脱塑造成了惨烈的人间地狱，而那些饱受摧残甚至往往被折磨而死的人，却往往是善良的，幼小的，可爱的，无辜的。这样的模式可以将更锋利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牢狱统治阶级，从而激发读者的愤怒而产生情感共鸣;其次是对比模式，这种模式是将囚犯分类，勇敢无畏和懦弱叛变两类，通过两者面对强权的对比，歌颂英雄，谴责唾弃软弱者，从而表达出作者对被压迫者起来反抗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