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往来和贸易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争端和摩擦,中美之间近年来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同样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特里芬难题表明,美国要保持美元的铸币权和霸主地位,势必需要不断扩大贸易逆差输出更多的美元去满足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美元需求,因此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美方贸易逆差的常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背后应该有更深层次、更长久的经济历史规律在发挥作用。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衰落的在位国与崛起的新兴国矛盾激发的过程表现。当下的贸易摩擦和美国全方位的遏制是中国崛起路上所必须面临的、无法避免的挑战。通过构建静态的中美博弈模型,结合GTAP模型导出的前瞻性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纳什均衡状态为一方采取自由贸易策略,一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囚徒困境和合作博弈的情况应该都是小概率的事件。通过GTAP模型,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角度刻画了中美前两次征税以及未来可能的全面征税的情境下,关税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长期来看全面贸易摩擦对中方的GDP、社会福利、贸易条件等冲击更大、更持久,美方也不能通过单方面的贸易保护去实现制造业强国和逆转贸易逆差的目标。因此,面对美方的高压,中方应在洞悉贸易摩擦的本质的基础上全面评估关税的影响,把困难估计得全面一些,知己知彼,根据美方不同加税程度对中国宏观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厘清数据的经济意义,然后将战略和战术结合,做出全面的研判,给出相应的预案和对策,选择正确的谈判策略和博弈占优均衡。中方除了提高威胁和承诺的可信性之外,更应该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入的推进改革,打开开放之门,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和补贴,打造透明、公平的资本市场,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制止强制性的技术转移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利用科技创新去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实现制造业强国、科技强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