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化问题属于当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此研究方法当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按照当代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文学经典化研究至少应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发生在某个特定时期;(二)、存在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群体;(三)、文学作品的某种价值能得到此群体普遍认同;(四)、建构一个较为稳定的文学传统。若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五言诗这一诗歌体式在中古时期的发展恰能涵盖以上四点内容。我们通过对南朝时期江淹拟诗、刘勰明诗、钟嵘品诗、萧统选诗等行为的考察,可知经典作家作品经过多重遴选似已能成为一种共识。换句话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五言诗在此时期完成了其文学经典化的最初历程。当然这种经典化过程,不仅是指某些诗人及其作品在后世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也是指其文体本身实现从俗体流调向诗坛正体的跨越。不过此过程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以整个中古时期为限才可能看的清楚。因而那种认为“五言居文辞之要”的传统说法并非是绝对的真理,理应值得深入检讨。事实上,汉末建安时期传统四言诗体为适应时代需要也在应运而变。两种诗歌体式的竞争在西晋诗坛表现的尤为明显。而五言诗之所以后来能在南朝诗坛独领风骚,其文体实用性逐步提升理应得到重视。这一点通过对此时期诗歌作品中“新诗”概念的论述可得到充分说明。众所周知,五言诗这种诗歌样式在汉魏时期本为“三曹”这样的寒族文人所擅长,但到南朝社会却成为士族群体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士族文人群体大规模介入到五言诗的创作实践中,那么此文体在南朝时期就不太可能实现其经典化的历程。而士族文人群体介入五言诗的创作,又与其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在魏晋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士族势力先后经历兴起、巩固、极盛、衰落等四个阶段。这种变化过程前贤早有详论,而通过对当时文献中“势族”、“素族”等历史名词概念的阐释推论,也可提供一些新的补充说明。然而无论此群体自身力量如何变化,他们显然都属于社会主流文化群体,是当时主流文化的创造者与审美标准的践行者。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再到南朝以五言诗为代表的文学,可以说每一时期他们都有着最为倚重的文化资本,并懂得如何利用这种文化资本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进而实现价值间的转换。因而中古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当是五言诗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形成史。此点通过对魏晋南朝各代正史传记所引五言诗意图的考察可以洞悉一二。但是士族文人群体介入五言诗的创作自有其特定过程。而此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在于玄言诗的兴盛。它直接导致了魏晋南朝诗坛领导权从寒族文人向士族群体的转移,而其间诗人郭璞可谓功不可没。这是玄言诗对中国文学史除山水诗、说理诗之外的第三种重要贡献,可惜向来少有人言及于此。士族文人引领诗坛风气最好的例子就是大诗人谢灵运山水诗的盛行。但真正让谢灵运诗歌具备经典性意义的,是由于他在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即一方面能秉承传统诗骚精神,一方面又能自觉吸收当时新兴的民间清商曲辞的有益养分。这使得谢灵运的五言诗具备了多重值得探讨的经典性因素。齐梁之际的钟嵘《诗品》通过比附《诗经》《离骚》等既往经典,并自觉建构起一个较为严密的诗歌谱系。盖此举从理论层面上确立起五言诗体的合法性地位,因而对其经典化历程的完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考虑到五言诗在当时有作为文化资本存在的特殊性,因而钟嵘撰写《诗品》可能并非品评诗歌这么简单。事实上除五言诗自身发展因素之外,为年轻的士族子弟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作诗准则,进而维护士族群体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更有可能是钟嵘撰写《诗品》时不容忽视的深层次思想动机。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化的过完成不仅与文学自身因素有关,同时也离不开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大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