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稳定的增长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在30多年前,中国人民还处于物资十分紧缺,生活水平很低、国民经济几乎陷于停滞的状态；而仅仅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每年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尽管在战后的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发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对于一个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生这样的经济奇迹,不得不让西方世界为之震惊甚至迷惑。因为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个自然禀赋并不出众,政治和经济体制也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是不太可能发生经济奇迹的。这些迷惑恰恰说明,对于大国经济崛起的真正原因,对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和制度因素,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还是不足的。通过考察中国改革前后,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安排,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中的独特元素,正是这些元素使得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有了自己特别的标记。其实,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政府手中仍掌握着资金、土地、产业政策等大量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源,并成为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独特元素。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既成功地促使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也对各种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负有责任。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就不能不研究中国的政府,特别是处在经济一线的地方政府,通过对其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从而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在中国,中央政府一般只负责宏观大政方针的制定,具体事务的执行都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完成的,于是地方政府就相当于代理人,这就形成了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对代理人的监督激励机制就很关键。对于西式民主国家来说,委托代理问题主要通过竞争选举来解决,那么对于非西式民主国家怎么办呢?中国的经验显示,中央政府是通过“行政承包制”,财政和政治晋升激励等一套制度安排来对地方政府及官员进行管理的。我们对上述制度安排利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办法逐一地进行研究,分析了其利弊,建立了财政和政治晋升激励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并尝试利用该分析框架对地方保护和过度竞争等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理论阐述。这些研究令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从这些制度安排中观察政府行为及其带来的经济绩效,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和激励是多么重要。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政府的独特治理结构,以及地方官员的财政和政治双重激励机制。在研究具体的事实之前,我们先回顾了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并分析了中国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治理结构,从而研究阐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然后,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从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出发,运用模型对官员的激励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就财政激励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在回答了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这两项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官员的行为及其利弊后,为了弥补对地方政府之间竞争讨论得不够深入的缺陷,我们在第六章以地方保护主义和过度竞争为例,分析了财政和政治激励对区域间合作竞争的影响。这三章的内容较完整地研究了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我们认为“行政承包制”是几千年来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一大特征并流传至今。我们还通过对古代“分寄式”分权方式的讨论,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内在逻辑作了理论阐释。中国独特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同构现象就是“行政承包制”的具体体现。为了克服“行政承包制”中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中国未来的治理模式改善需引进横向的监督机制,并从“承包制”逐渐向重视规则制度的“雇佣制”转变。2、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激励强度在分税制改革前后变化不大,这修正了过去认为分税制改革提高了地方财政激励强度的说法。这一修正主要是来源于对数据范围的重新定义,即改革前后地方政府的收入范围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80年代财政包干制效果不好的原因并不是财政激励不足,而是由于中央提供的激励合约的可置信度不足,导致地方大量预算内财政收入转移到了预算外。3、我们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绩效的比较,发现除了财政激励强度不同以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政治晋升激励的存在。正是这种更加深层次的激励来源,刺激着地方政府官员寻找一切机会来发展地方经济,促进GDP增长。但也是这种高强度的激励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引起了很多民生问题。4、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的存在,中国在招商引资上的恶性竞争程度比其他国家还要高,我们利用财政和政治激励相结合的框架,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对地方保护和过度竞争现象以及其背后政府官员缺乏合作激励的原因,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