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与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之后,出现泛文化现象,远离了文本和语言。泛文化潮流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但也让翻译研究淹没于其中。我们认为,因为翻译学与修辞学都是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综合性学科,具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点,所以翻译研究和实践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从而弥补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只关注文本内部的误区和解构主义只关注文本外部的误区,使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胡塞尔、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伯克、布斯等哲学家、思想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的重要学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它们不仅被当代修辞学吸收为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指导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新修辞学运动。哲学家们发现,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与思想共生,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修辞现象无所不在——修辞不仅蕴藏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而且组织和规范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修辞绝不局限于修饰技巧,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人是修辞动物。修辞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对西方修辞学的复兴的贡献巨大,他的主要修辞思想有：(1)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同一”。(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一切话语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3)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伯克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act)、“场景/情势”(scene)、“演员／行动者”(agent)、“道具／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由此可见,修辞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它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修辞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目的、修辞方式、修辞情境及修辞效果。如果我们从修辞学的视角看翻译活动,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涉及到很多因素：译者既是原文的修辞接受者,又是译文的修辞表达者；译者必须考虑“为何译”(翻译目的,即修辞动机)、“译什么”(原文文本,即修辞文本)、“如何译”(翻译策略,即修辞方式)、向谁译(译文读者,即受众)、语境(原文和译文的修辞情境),翻译效果(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因为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语境,三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西方修辞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过程的实质,深化对翻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综合的考量和调整,也有助于翻译批评者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除了西方修辞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当代汉语修辞学同样对翻译研究极有价值。当代汉语修辞学正在进行着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的转型。广义修辞学是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包括3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从广义修辞学视域看,文学文本的本身交织着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三重话语,所以蕴涵了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两方面。因此,译者如果能够运用广义修辞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即从话语建构开始,逐层向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延伸,就能拓展阐释深度,更深入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然后选择准确的翻译策略和贴切的译语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广义的修辞分析方法能为翻译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评价译文方法,并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多年来,关于翻译与修辞的比较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论文多而论著少,具体语言层面的比较多而理论思辨层面的探讨少。本论文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从修辞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理论探索。论文借鉴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吸融性研究；在阐述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共性与特性的过程中,注意语言层而与文化层而相结合和微观的具体文本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因此,本论文从修辞学视角研究翻译,深化了翻译活动的实质,使翻译研究做到语言层而和文化层而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