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奥威尔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已经不计其数,但是大多都集中在政治主题或者作品中的政治性。即便有部分论文选择单从文学角度入手进行分析,最终的结论也多半又会回到政治性上。研究者们一方面只看到奥威尔作品的政治意义,忽略文学价值,另一方面却又不约而同认为其作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肯定思想价值。因此,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和福柯的空间权力相关理论作为着眼点,通过分析奥威尔的三部作品《上来透口气》、《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中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对空间中人们带来的同化,和尚未被同化的人们在空间之下的觉醒和反抗,来正视奥威尔作品中的“政治”和“文学”,挖掘潜藏在“前瞻性"和“预见性"背后的深意,期望能为今后的奥威尔作品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论文主体分三部分,绪论主要介绍奥威尔及其作品,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相关概念界定。第一章从家宅、店铺、广场和集会场所三个方面,对奥威尔三部作品中的物理空间的异变分别进行分析,探讨这种异变的实质,并揭示其对空间中的人们如何造成影响、压迫甚至改造。第二章从语言、历史、信仰和戒律四个方面,继续探讨奥威尔作品中精神空间的消解,以及人们如何在精神空间的逼迫下无处可逃,最终被消解掉人的特性,成为任由空间掌控的“非人”。第三章通过对乔治·保灵、紫苜蓿以及温斯顿·史密斯三个担任觉醒者与反抗者的角色意识行动上的分析。说明即使是在异化程度达到极致的社会中,人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这种反抗的意识和力量正是奥威尔作品中的希望之光,它时刻警醒并引导着人们,让他们不会在实际生活中迷失自我和前进的方向。或许因为奥威尔的名言是“将政治写作变为艺术”,导致许多学者在对其作品研究时,也往往只关注其“政治写作”,忘记了真正的重点实际上应当是对“艺术”的研究。本文选择从空间角度研究奥威尔的作品,正是希望借此将其作品中的“政治”和“艺术”融合起来,从而试图达到更加全面客观解读奥威尔及其作品的目的。